魏宗凯 韩可胜

《光明日报》( 2024年07月15日 11版)

刘君德81岁时登上海拔4500米的祁连山考察冰川。 作者提供

刘君德(站立者)在淮南考察。 作者提供

刘君德在作学术报告。 作者提供

刘君德的部分著作 作者提供

刘君德的部分著作 作者提供

【学人自述】

中国行政区划的演进,内容极其丰富且复杂,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前,这一重要领域长期处于停滞的状态。学界只有史学界在研究中国行政区划的变迁过程,编制不同历史时期的行政区划地图。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谭其骧先生主编、众多学者参与编制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可以说,这是一项浩大的行政区划文化工程,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有关行政区划现实问题的讨论,几乎是一片空白。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的高速发展,行政区划的现实矛盾越来越突出,改革的呼声十分强烈。在长期山区考察的过程中,我发现,我国确实存在着行政区划体制矛盾,而这种矛盾与当时经济体制改革和城乡发展改革重点转移有着密切联系。从经济体制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之后,全力推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地方政府开始认识到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发展、城市规划建设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从城乡改革发展重点转型的角度来看,中国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在城市,推行怎样的行政体制,成为事关城市-区域共同发展和城乡关系的大问题。

20世纪80年代,我在安徽贵池、福建建阳考察时,发现囿于行政体制和管理方面的问题,当地许多优势在内耗中被抵消,使经济发展受阻,先后撰写了两个报告,向有关部门反映实际情况,都得到积极回应。这两件典型案例给了我莫大鼓舞。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真正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行政区划是国家的一项大政,非常重要,但问题不少,需要打破“禁区”,地理学在这个领域大有可为!从此,我下决心开拓这个地理学的“处女地”,这也改变了我后半生的专业方向。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直到当下,以90年代初创建“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为标志,我组织师生积极投入行政区划理论与重大实践问题的研究,承担了数十项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行政区划研究项目,发表和出版了大量论著,培养了这个领域的高层次新兴人才,在国内外产生积极影响。这可谓是我地理人生的“黄金时代”。

——摘编自刘君德著《我的地理人生:涉足山区·致力政区·钟情社区》,东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学人小传

刘君德,1937年生于江苏泰兴。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创始主任。长期从事人文经济地理、行政区划、城市和区域发展、社区建设等领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曾兼任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经济地理》杂志副主编、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理事长、上海市地名学会会长等。《辞海》(2009年版、2019年版)中国地理分科主编、《大辞海》中国地理卷主编,主编“当代中国城市-区域:权力·空间·制度研究丛书”等。

与地理学结缘

“我生在旧社会,学在新中国,实践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华东师范大学地理学院刘君德教授总是说,在同龄人中,他是一个幸运儿。

刘君德1937年4月出生于江苏省泰兴县(今泰兴市)宣堡镇。他在泰兴完成小学和初中教育后,到扬州师范学校就读,三年后参加高考,被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录取,从此与地理学结缘。

华东师范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的第一所师范大学,其地理学科的发展离不开时代赋予的机遇。1951年年初,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刚成立时,仅有苗迪青、王文瀚、褚绍唐、徐天芬、叶学齐五位教师。然而,仅仅一年后,教育部决定,将浙江大学地理系整体调入华东师大,李春芬等一批著名地理学者随之而来。20世纪40年代,李春芬师从著名地理学家、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泰勒,获得地理学博士学位。调入华东师大后,李春芬担任地理系主任,使浙江大学地理系的历史积淀在华东师大得到了传承。

1953年,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又迎来一位重量级学者——胡焕庸。胡焕庸教授在20世纪20年代留法深造,曾担任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和教务长,具有丰富的教学和科研经验。他的加入,使得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的师资队伍更加壮大,教学和研究力量更加充实,也使得地理系的学术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刘君德学习地理,虽然是“被分配”的,但他受到老一辈地理学家的熏陶和影响,在大学时代就热爱上了地理学,理解了地理学的内涵和价值。

老一辈地理学家大都有较强的大区域综合分析能力。这个能力表现在对区域空间自然、经济、社会现象的认知,也表现在对区域地理问题的敏感,能够理性分析诸多现象,进而提出大区域空间治理、发展的方向性意见。这对刘君德的治学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老一辈学者不仅教授了刘君德地理学的专业知识,还让他认识到地理学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例如,人口地理学上的“胡焕庸线”这一概念至今仍有重大影响,李春芬先生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长文《拉丁美洲国家为保卫本国海洋资源而斗争》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日后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陈吉余先生提出的浦东国际机场选址建议对上海发展有巨大贡献,周淑贞先生的城市气候“热岛效应”研究、严重敏先生的苏锡地区小城镇研究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更为重要的是,老一辈地理学家身上所体现出的治学精神对刘君德产生了深远影响。日后,他如此总结:“所谓地理学家精神,它的内涵是与地理为伴的高专业素质和对从事的地理科学教育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及奉献精神;勇于追求地理科学专业顶峰的创新精神;踏踏实实服务于国家建设和人类社会的实践精神。简而言之,地理学家精神就是接地气的精神,是求理求新的精神,是吃苦耐劳的精神。这种精神同样存在于我们这一代乃至下一代地理学子之中。”

地理学是地球科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地球表面的地理环境中各种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具有综合性、交叉性和区域性特点,有人称其为科学之母。地理工作者离不开与地球打交道,而野外实习是培养地理专业人才的重要环节。大学期间,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刘君德对野外实习感到特别亲切。两次重要的经济地理实习,使他对经济地理产生了浓厚兴趣,并选择经济地理作为专业方向。

1959年8月,刘君德毕业,留校任教。1982年,李春芬先生从系主任的岗位上退居二线,刘君德担任系主任。1984年,由于国家需要,刘君德参加了南方山区综合科学考察队,担任第三分队队长,同时辞去了地理系主任职务。这次科学考察成为刘君德学术道路的重要转折点,“如今看来,如果我没有辞去地理系主任职务转战山区科考,也许我的地理人生就要改写”。

“山区、政区、社区”三部曲

在迄今6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刘君德先后主持过60多项不同性质、不同级别、不同规模的科研项目。这些项目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宏观战略性的面上大项目,包括与经济紧密结合的中国东部亚热带山区综合科学考察;第二类是行政区划领域的理论创新研究,以及以应用为主的调整、规划项目;第三类是社区理论与实证性的研究项目。从纵向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研究的领域从大区域、宏观性、综合性山区开发整治转向行政区划,进而转入微观的社会-政治空间的社区领域研究。

刘君德学术道路的转向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内在的逻辑关联。第一类项目山区,是大空间的战略性研究,着重于区域总体战略和专题性战略研究;第二类项目政区,是在大空间(大区域)研究过程中,发现其背后隐藏的行政区划体制(他称之为看不见的“空间投影”)问题;第三类项目社区,是一个微观的社会空间领域,与基层行政区划及行政体制有紧密的空间关联性,也是行政区划研究深化的结果。如果说从大区域性战略研究转向行政区划研究是一种带有偶然性的关联的话,那么从行政区划延伸至社区研究则存在着一定的必然性。

1983年,刘君德担任中国科学院南方山区科学考察队第三分队队长,带领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地质、生物等多学科教师深入皖南、浙西和福建省的建溪流域开展了长达5年的考察。他在考察中发现皖南水土流失、行政区划问题,浙西新安江水库移民问题,建溪流域南平地区行政中心的摇摆等问题,主持完成百余万字综合科学考察研究报告,提出了振兴山区的一系列思路、对策与建议,被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采纳。考察队取得的系列成果获中科院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山区考察是刘君德地理人生中难忘的一段经历,让他深刻感受到地理科学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大有可为,也为后续的行政区划和社区建设研究埋下了种子。他的行政区划研究就发端于南方山区综合科学考察,可以说,没有南方山区考察的经历,就很可能没有他后来的行政区划研究。

改革开放前,中国当代行政区划研究长期处于“冷门”的状态,无论是地理学、历史学的学者,甚或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领域的学者,都少有问津。刘君德在山区调研中认识到,行政区划是国家的一项大政,非常重要,但问题不少,需要打破“禁区”,地理学在这个领域大有可为。从此,他下决心开拓这个地理学的“处女地”,这也改变了其后半生的专业方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以1990年5月成立华师大“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为标志,刘君德组织师生积极投入行政区划理论与重大实践问题的研究,先后承担了数十项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行政区划研究项目,发表和出版了大量论著,培养了不少高层次人才。这可谓其地理人生的“黄金时代”。刘君德提出的行政区经济理论,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产生了较大影响。1993年,刘君德与其首位博士生舒庆合作,在《经济地理》杂志发表论文《论行政区划、行政管理体制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首次比较系统地对中国行政区经济结构特征和功能等问题进行了论述。1996年,刘君德和学生们合作撰写了《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该书是我国首部行政区规划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原创性专著,至今仍被一些著名大学的地理学、政治学等专业列为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专业参考书。在实践层面,刘君德团队为浦东新区等区域编制和优化行政区划提供了参考方案,为全国多个省级行政区以及若干地级行政区提供了行政区划改革的建议。

刘君德在皖南山区考察时发现,皖、苏、浙交界的山区原本是一体的,在三省的发展情况却截然不同,从而发现行政区划的空间投影。20世纪90年代中期,刘君德再次敏锐地发现,上海市静安、长宁、普陀三区交界的曹家渡商业社区因行政分割所带来的规划建设管理问题,他称之为“曹家渡现象”:由于行政区划对传统社区的分割导致社区经济发展受阻,城市的统一规划、建设无法推进,管理难以协调,城区形态建设紊乱。刘君德带领学生梳理曹家渡历史面貌的变化,寻找曹家渡逐渐落伍、被边缘化的原因:昔日完整的商业功能社区被三个行政社区替代,商业发展滞后,整体规划混乱,社会管理难度加大,问题增多。深入研究后,他发现,曹家渡现象的背后是中国转型期“行政区经济”的运行规律在起作用,一旦传统(自然形成发展)的某种功能社区被行政区分割,社区的发展、建设、管理必将受到影响。刘君德进而发现,许多大中城市都存在“曹家渡现象”,解决这种问题需要从城市的整体利益出发,尊重历史、尊重民意,充分协商、因地制宜,从体制与机制上进行创新,寻求最佳的整合路径。

作为城市政区研究的延伸,刘君德又介入社区研究,出版了《中国社区地理》等专著。与社会学家不同,他把社区发展与基层行政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提出了建立中国城市纵向管理的“行政区-社区”体系的观点,得到学界广泛认可。

刘君德在研究中发现,尽管行政区与社区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领域,行政区研究属于政治学范畴,社区研究属于社会学范围,但在现实中,两者存在交叉,很难厘清这两个层级的性质。从这一角度来看,由政区介入社区研究具有必然性。从学科属性来看,社区研究应归属于社会地理学的范围。在中国,社区研究是人文地理学的新兴领域。介入社区研究,有利于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地理学,乃至可以独立成为人文地理学的新兴分支科学:社区地理学。

从大尺度的宏观地理空间——山区,到中观的政治(行政)空间——政区,再到微观的社会空间——社区,刘君德先后介入地理学这三个不同性质而内在密切关联的领域,他的学术成果产生了积极影响,不仅被广泛应用于地方行政区划的调整和优化中,还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参考。同时,他的学术思想也激发了很多青年人对政区地理研究的兴趣和热情,推动了地理学的繁荣发展。

培育桢干之才

泰兴宣堡盛产银杏,刘君德自幼在银杏树下长大,对银杏有一种特殊情结。银杏的果实俗称白果,刘君德2014年首次使用微信时,用的微信名就是“白果先生”,此后十年未变。刘君德说,银杏树浑身都是宝,果可食,叶可入药,树干可以做砧板。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高校教师,在几十年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刘君德不断摸索,反复实践,如园丁般精心、耐心培养地理人才,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学术思想,也有了别具一格的培养人才方式。

从1991年至2009年,刘君德在担任博士生导师期间,共培养了33位博士、25位硕士和8位博士后。在他的指导下,许多学生已经成长为地理学领域的佼佼者。他们遍布高校、科研机构、行政机构,涉及不少部门和领域,为地理学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形成了人文地理学的“刘君德学派”。

“这些学生毕业后,有的在学界,有的在政府,有的在企业,就像银杏树的树干、树叶、果实一样,只要对社会有价值、有贡献,都令人欣慰。”刘君德说,“我最重要的体会就是,地理学科尤其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在课题实践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地理科学理论,发现和发展新兴学科,指导与解决地理实践问题,培养新型人才。”

刘君德的学生说,刘老师从事的行政区划和行政区经济研究,里面蕴含着做人的道理。李春芬先生和刘君德先生所提出的“面向问题”的研究思路,是他们的研究之所以能够走在中国和世界前列的一个关键。面向问题、解决问题的“问题导向”始终贯穿华东师大地理学科的发展历程。

2007年4月退休之后,刘君德带领学生们持续开展研究,出版多部著作,不仅使得他本人的地理人生更为丰富多彩,也实现了学术的传承。

2020年7月,刘君德学术著作集《我的地理人生2》出版。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评价:“真乃是鸿篇巨制,学科之宝贝!”华东师范大学杜德斌教授说:“山区、政区、社区,主题清晰,内容丰富,真正把论文写在了祖国大地上!”刘门弟子送来一副嵌名贺联:“君继往圣,克勤克恒,耕耘山区、政区、社区,顿开一代学术气象;德被后学,可亲可敬,遨游脚下、天下、寰下,再写耄龄杏坛华章。”这是弟子心中的刘君德,也是我们心中的刘君德。

(作者:魏宗凯,系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同济大学基地研究员;韩可胜,系华东师范大学全球创新与发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上海市写作学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