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蜀与蚕丛

对于古蜀来说，蚕桑更是农耕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何以见得呢？我们从世传最早发明养蚕者嫘祖生长于蜀地，从“蜀”字与源于蚕的关系，从蜀王之始名为蚕丛，从汉蚕陵县在叠溪等等，都可以佐证。

关于嫘祖所生的西陵氏在四川，学术界已多有论证。而蜀山氏所在应于岷江上游一带、松潘之叠溪为蚕陵县等观点，也已得到学术界大多数人的认同。本文不再赘述，在此只对蜀与蚕的关系及蚕丛名号的由来略作考辨。

我国文字发展，先象形，次会意，再谐声。“蜀”字甲骨文为四下加一弯钩。“四”像虫之巨目，弯钩像蠕虫之身。显然为象形字。所象形者酷似野蚕。野蚕头上有大眼，故其造字特突出其巨目。《说文》：“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诗》曰：‘蜗蜎者蜀’。”可见“蜀”本是野蚕的象形字。后来在弯钩内又加虫为蜀者，是象形兼会意。再后又对蜀字加虫字旁成为“蠋”字，用以泛指像蚕的树叶上之虫。《文选·蜀都赋》注云：“蜀王之先名蚕丛、柏灌、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民）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因知“蜀”字之造成，原不在蜀，而是中原人所造，时间约在黄帝之世。野蚕，四川有桑柞等林之处皆有，“其蛾与蚕蛾无异，产卵于桑之枝干，不甚密集。春暖自孵出，就叶芽。恒自分散，鲜共叶者。蜕变四化而后成茧。体较家蚕短小，形质全同。散向桑下枯草、篱栅、墙垣间结茧。茧淡灰黄色，较家蚕茧小而坚硬，可煮以抽丝。丝与家蚕丝无异”。西陵氏女子嫘祖最先创造养蚕法，传其术于中原。因而后中原人称四川为蜀。

根据上述，则不难知蜀之先王为何名为蚕丛。从字义讲，丛，聚集也。宋黄体复《茅亭客话》：“蜀有蚕市……古蚕丛氏为蜀主，民无定居，随蚕丛所在致市居。此其遗风也。”是说蚕丛氏时尚无都邑，随桑林所在，聚其人，教以养蚕缫丝，故曰蚕丛。然宋距蚕丛时已远，又非秦汉人传说，难以信赖。任乃强先生作《蚕丛考》，野蚕“性不群聚”之性，而提出“蚕丛之义，谓聚蚕于一箔饲养之，共簇作茧，非如原蚕之独生，分散作茧。是原始人类一大发明创造，故成为氏族专称也。今蜀人犹称作茧之草树为‘簇’(cu）的语音作‘丛’(cong）之人声。疑即蚕丛语变也”之说，应更合理。

二、关于后稷与广都农耕文明

古蜀在蚕丛之世虽已有较发达的养蚕业，但所在的岷江上游一带田畴狭小，很难发展农业耕种。故后世柏灌、鱼凫、开明诸代逐渐向川西平原发展。相继形成了郫邑、新都、广都、成都等聚邑，到开明九世时终形成以成都为中心的古蜀农耕文明。然而，这只是依据《史记》、《华阳国志》和目前已考古发现的资料所作的论断。如果从蜀族多支而兴的观点来看，我们似乎还应该重视另外一些史料的记载，例如《山海经》等司马迁认为“余不敢言之也”的“方士”“巫师”之资料。因为上古之时，这些方士巫师是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见识广，信息多，他们的记述其中不少可补正史之不足。如《山海经》虽有一些荒诞怪异之记载，却在史地方面记录下夏殷周秦汉时代的许多难得资料。其中有一条关于“都广”地方的资料颇有研究价值。《山海经·海内经》：“西南黑水青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关于都广，即广都，亦即今双流县境，学已有考证。兹专就后瞿略论。

古史上的后稷有二：一名柱，即神农氏；一名弃，是周王朝的先祖。按史记所载，他是黄帝曾孙帝喾高辛氏之子，幼时被抛弃山林中。其人自幼好种植“及为成人，遂好农耕，相地之宜，宜谷者稼墙焉，民皆法之”。舜赞其能，“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比《史记》更早的《诗经》中有两篇记述身世和歌颂其创造农耕的。一篇为《周颂》，一篇为《大雅》。广都（双流）地处成都平原，土壤肥沃松软，极适合新石器时期农耕之要求。

故我们是否可以据此推论：早在蚕丛、鱼凫之前的后稷时，这里就已开始农耕生产。而此地的农耕发展有可能与后稷或其氏族有一定渊源。故《山海经》才会记后稷葬于其野，也才能列举当时广都地方已在播种生产菽、稻、黍、菽等多种作物。

（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