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县乡土地理》述略

作者:吕 灵 杨向飞 来源:普格县史志办公室;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发布时间:2018-03-20 浏览次数: 【字体:

乡土志是比较特殊的志书种类,它的出现与清末政治转变直接相关。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朝国势衰微,民族危机加剧,面对国家“瓜分豆刳,祸在燃眉”的局面,清政府不得不进行一些改革,而教育改革就是最重要的方面之一。编纂乡土志被作为清朝国策,尤其是《乡土志例目》的颁布更推动了乡土志编纂的兴盛。辛亥革命后,清朝灭亡,其一系列旧制度也随之被废弃,但编纂乡土志并没有因为政权的更迭而中断,而是不断探索将乡土教育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

四川地区是清末民国时期乡土志编纂的重镇,现存乡土志76种,占全国的11%。尤其是民国时期,现存四川乡土志24种,不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居于全国领先地位,其中《泸县乡土地理》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乡土志,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泸县乡土地理》作者及其编纂过程

关于本书编者李昌言的资料,保留下来的不多,仅从《泸县乡土地理·阴懋德序》中可略知一二。李昌言,生卒年不详,民国时期曾任泸县桐荫中学教师,并于泸县师范学校教授地理。1949年,李昌言决定编纂泸县乡土志书,于是向桐荫中学校长阴懋德索求资料。阴懋德曾撰写《泸县乡土地理与历史》一书,作为泸县二年制师范学生的乡土教材;后来创办桐荫中学之后,又编写泸县乡土地理的“自然”部分,供学生学习。于是他将两书稿本赠与李昌言,李昌言根据阴懋德提供的材料,又参考民国二十三年(1934)编写的《泸县志》,“于浃月之际”完成了《泸县乡土地理》的编纂工作。

本书完成于1949年夏,194912月出版,当时新中国已经成立,因此这本书可以说是民国时期四川最后一部乡土志。本书并非应教育部门要求而作,而是因为编者自己的授课需要:“今年(按即1949年)暑假,李君昌言因在泸县师范讲授地理,向我征求乡土教材。”但仍然是“遵照教育部中学课程标准编定”。可见在此时,乡土教育已经比较深入人心,大家普遍把乡土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民国政府颁布的《教育部中学课程标准》的规定比较合理,以至于私人编写乡土教材也要认真遵照。

                                       《泸县乡土地理》的体例

《泸县乡土地理》使用课目体中的章节体编纂,分为两编,第一编为自然状况,第二编为人文状况,具体课目设置见下表:

从体例来看,《泸县乡土地理》使用的是课目体中的章节体,但是与清末的章节体乡土志相比却有很大不同。《泸县乡土地理》已经完全摆脱了《乡土志例目》规定的“历史”“地理”“格致”三分法,也完全不同于历史、政绩、兵事、耆旧、人类、户口、氏族、宗教、实业、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商务“十五目”的目录设置方法,而是分为自然状况和人文状况,其下又分别分为五节和十五节,突出表现了当时西方教科书编纂方法的广泛传播,具有很强的时代气息。

从目录设置上来说,《泸县乡土地理》与清末乡土志也有很大不同,舍弃了很多原本看来必须有的部分,如历史、耆旧、古迹等部分在本书中就没有任何体现,被作者有意舍弃了,这是因为本书名为“乡土地理”,为专门介绍本地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书籍,侧重点乃是在地理部分,其余均弃而不用。

从内容上来说,本书与清末章节体的乡土志有较大不同,如《石柱厅乡土志》(清末),共分36章,每章多则30多节,少则10余节,每一节字数少则20余字,多亦不超过100字,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而《泸县乡土地理》每一节少则100余字,多则3000字左右。造成这种不同的主要原因是两者的阅读对象认知水平不同,清末乡土志主要受众是小学生,而本书的阅读人群是中学生,因此在内容上比较深入。

综上所述,《泸县乡土地理》作为民国晚期四川乡土志的代表作,已经完全脱离了《乡土志例目》的影响,具有强烈的时代性。

                                      《泸县乡土地理》的价值

对于新知识的传播和应用更为深入    在第一编第一节《位置疆域》中说:“(泸县)约当首都偏西十一度六分,格林威治天文台偏东一○五度二十三分,北纬二十八度五十分。”与《彭山县乡土志教科书》“地球经度在京师偏西十二度二十九分,纬度赤道北三十度零十三分”的说法相比,不再仅仅以本国京师为参照点,而是以世界公认的格林威治天文台为参照点,增加了较为精确的经度。又如对于长度单位的传播:“以里程言,县境东西相距八十五公里(一百七十里),南北一百二十五公里(二百五十里),面积约二千五百方公里(二万六千方里)。”使用公里计道路长度,是今天全世界通例;而按我国传统,则是以“里”为单位。编者在本书中所有涉及到道路长度的时候,均以公里为单位,但又在后面括号中注明相当于我国的多少里,这很明显就是在向读者普及新知识,使他们能够更快地理解新长度单位的含义和用法。又如对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泸县一月和七月以及年平均气温、气压、雨量的记载,主要是根据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的报告,应该比较准确。这也是泸县地区最早见于记载的现代科学气象资料。

全面介绍本地的交通情况    交通状况是本书的重点,作者用长达3000字左右的篇幅,详细记载了本地公路、水路、铁路甚至航空的情况。

泸县地处川黔滇交界之地,是四川出海的南方通道和长江上游重要港口城市,交通是这个城市赖以发展的重要命脉。编纂者详细介绍了本地公路、水路、航空的交通情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编者注意到了铁路对于地区发展的重要作用,因此虽然编纂成书时经过泸县的铁路尚未开工,但编者仍然充满期待,并将铁路放于“交通”部分的卷首:“川黔铁路,本由贵州贵阳经娄山关而达四川重庆,后因避免娄山关之艰巨工程,乃改经赤水经泸县至隆昌,与成渝铁路接轨。路线早经交通部测量队勘测完竣,嗣因剿匪军兴,未能动工,将来建筑完成,吾泸即为川南重镇,把川滇黔交通中心,且一跃而为川南重要都市也。”

公路是民国时期泸县最主要的交通方式,编者花费了较多的笔墨来介绍泸县的公路情况。泸县公路始建于民国十九年(1930),为泸县至富顺公路,但由于经费不足,未能完全建成,“除富顺至邓井关十余里可通车外,全县路基已治平者,不过三分之一。”泸县第一条完全真正全线贯通的公路修建于抗日战争期间。当时,沿海地区被日军封锁,四川作为大后方,是国外援华物资的中转站之一,泸县地处四川南部,是四川南向出海口的重镇,交通地位越发重要,于是“为适应军事便利计,乃建筑泸隆公路,由县城北去,经安宁、石洞、福集、嘉明等场,至隆昌与成渝公路衔接”。抗战时期我国最重要的对外通道——川滇公路也经过泸县:“川滇公路由县城南出,渡江经蓝田场、纳溪、永宁至贵州毕节,直通云南之昆明,以与滇缅公路衔接,可直达缅甸海口之仰光。”

编纂者还对县城中各条主要道路的宽度、路面材料等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并介绍了从县城出发的四条主要干道,分别是北道(至隆昌)、东道(至重庆)、西道(至宜宾)、南道(至叙永),对于我们研究了解当时泸县的市政建设、周边交通情况都有重要价值。

对于通讯、通信手段的记载    主要记载有电报、电话、无线电、邮政等。泸县早在光绪十三年(1887)就开始使用电报,民国时期设电报局,并对外营业,直达电路有8条:重庆、内江、隆昌、自流井、富顺、合江、叙水、宜宾;另有一条线路,可直达永川、江安、南溪、纳溪等地。电话在民国时期的泸县比较普及,甚至早在民国十九年(1930),大部分乡镇办公地点都配置有办公电话,“凡乡镇办公地点,大都设置,由县府管理其事,城乡消息之灵通,无过于此。”还有电话局开展对外营业业务,长途电话可至重庆、贵州、成都、昆明等地,近邻各县均可直达。泸县使用无线电是在抗战期间,可达成都、重庆、贵阳、昆明等西南地区大城市,抗战胜利后“无线电人工机”被撤去。泸县邮政局成立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下设四个支局、三条主要邮政线路和一条轮船邮路;编纂者还特意附上了1949年《泸县邮局各路邮件收发时间表》,对于研究泸县地区邮政历史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配以大量地图,方便直观教学    本书大约两万字左右,篇幅不长,但在地图配置方面确实不遗余力,共有18幅之多。在清末民国四川乡土志中,论地图数量,无逾于此者。编者十分看重地图的教育作用:“本书图幅之分配,凡全县政区地形、物产、公私立中小学、邮电交通、道路交通等地理上重要事项,皆分类绘列一图,以作综合之指示,俾阅者于研究各区地理之前,先明了全县概况,进而作分图研究之纲领。”共附有《泸县政区图》《泸县公私立中小学分布图》《泸县地形图》《泸县物产分布图》《泸县交通图一(电话、电报)》《泸县交通图二(邮政)》《泸县交通图三(通路)》《泸县城区街道图》、第一区至第十区政区图,这些地图大多数为编纂者李昌言亲手绘制,不仅绘画精美,而且准确度非常高,18幅地图均采取计里开方法绘制,有统一的图例,方向均为“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与现代地图方位原则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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