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火

一所前不挨村后不着店的乡中心校，那时还叫公社中心校，我教书时叫川主庙。为什么叫川主庙？川主庙是蜀人纪念李冰治水，修建在河岸上的祭祀寺庙。左边是淯水，右边是红桥河，在川主庙前200米处汇合后叫长宁河，长宁河由此向北流50多公里，汇入长江。三江公社中心校就依托清代修建的川主庙。我调任到这个学校时的1978年，已经十分破败的川主庙，依然是学校的主要建筑。学校开大会的礼堂、伙食团，还有如我一样的几个单身汉的宿舍，都还在庙子里。围绕川主庙逐年修建的教室，形成了一个四合院。

当地的农人，从来不叫学校或三江学校，清一色叫“川主庙”。原因简单，川主庙比公社中心校历史久远，叫习惯了。由于在水边，年年都要涨水，于我来说，当时是全县最年轻的公社中心校校长，而且我这校长比全县其他公社中心校校长多一个权力，就是可以自作主张地放“涨水假”。一般涨水大都是七下八上，也就是七月下旬八月上旬，这个时期，本是学校的暑假。不过，暑假前或九月，河水涨水并不向人们请假。学校除了所在的这个村外，公社另外4个村的学生，都得通过两条河的渡船摆渡来学校上课。涨水天，一人撑的渡船封了渡，或者没有封渡，但过了警戒线，我这个当校长的，就决定放“涨水假”。1979年的大水，把我的寝室都淹了1米多深，需知，冬天河水的水面离学校至少有20米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消息通过收音机传到了学校。那时没有像后来那样觉得那个会有什么重要，但有一点，就是这之后的老师，无论年长的还是年轻的，教书都非常认真。我既当校长又担任戴帽初中语文老师，所教的学生，有后来考进县城的高中，后来又考上大学的。那时的同事们都觉得，希望真的就在田野上。虽然，离县城很远，虽然，前不挨村后不着店，到任何一个有场期的乡镇，最近的也有15里。但没有一个老师在我手里主动递过调动申请的。后来，我在三所学校间调动，一所比一所大、一所比一所条件好，再后来又进了机关。好像都没有在这所学校更有青春的气息。

学校两面环水、三边农田，一背靠山，与公社行政驻地一河相隔。无论生活，还是交际，学生不便、老师不便，连看个报纸，20里地外的区上邮递员，隔天一趟地送来。如遇涨水天，一周看不上报纸不稀奇。直到1983年暑期，我离开时，川主庙学校，一直还是前不挨村后不着店。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下游5里地的甑子湾水电站开始蓄水，蓄水的水线，正好在学校门前不远处，于是，学校迁到了乡政府的驻地三江口。新建学校落成开学时，学校请了我，但当时觉得无功不受敬，也就没去。不久，路过三江，远远望去，簇新的教学楼在没有楼房的三江口，异常耀眼。重要的是，由于河上架了桥，学生不再摆渡读书，又由于有了公路和班车，老师们到县城到邻近的乡镇方便多了。

进入新世纪不久，学校再次迁建。址选在了我当知青的村（那时叫大队）的地盘上，与县里南北主要干道紧邻。一次在县上办事，专程去了一趟新校。当然也征得了门卫同意，进到学校看了一眼。乡下的学校，怎么可以修得来这般好？如果要与原来的川主庙比，那一定是天上地下了。

写本文时，我在想，这所与我生命与我青春相关的学校，如果不遇到这两次机会，它还会在川主庙吗？我想，一定不会的。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从普六到普九，到九年义务教育，再到后来的精准扶贫，中央和地方财政投下巨量经费，修建新校、改扩旧校，添教具、添图书，尤其是师资从中专到大专再到本科跃升，哪有像我当时教书那样，就是一个中师毕业生，还成了教初中的骨干教师，还因此提干当了教导主任随后又当上了校长，真的是不敢想的。

再不敢想的是，那时真的很穷也很苦。我曾写过一篇《四个海椒一顿饭》的小文，说的是，有天在公社办事回到学校，伙食团的菜没有了，炊事员便拿仅有的几个青海椒，用生盐拌着，吃了四两米的饭。我的哑巴英语是在川主庙自学的，用的是塑料唱片的留声机。无论是塑料唱片，还是留声机，如果还在，一定是收藏家的古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