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东

成都和重庆的现代诗歌史，2020年将是一个值得纪念之年。从8月5日开始，《四川日报》连续推出了“成渝双城诗歌大展”，并在“川报观察”客户端、“天府周末”版面上连续发布。这次诗歌大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川渝两地的文学交流和合作，以文化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这次大展上“成都诗人方阵”和“重庆诗人方阵”的推出，也就是将“蜀文化”与“巴文化”双峰并现，体现出鲜明的“巴蜀文化一脉相传”的强烈文化诉求。我们知道，一个作家或者诗人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世界，他所感受到的也不是一种抽象的生命，而是一个真实的乡土、真实的社会人文风俗。所以，一个诗人题材的选择、意象的营构、语言的呈现，以及个性气质的表达，与他的地域文化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乃至于他对自我、人生、社会和世界的认识，也都有着地域文化的深深印迹。

表面上，巴与蜀本为相邻的两个古国，在秦并巴蜀之后，两地之间有了长期交流与互动、渗透与融合，逐渐融为一体。特别是作为“食象蛇”的巴所具有尚武而彪悍的火文化，与作为“葵中蚕”之蜀所形成的崇文而温顺的水文化，恰好具有天然的融合性和互补性，并最终形成了一个阴阳互补、刚柔并济的巴蜀文化，一个具有良性生长的独特的巴蜀文化，并催生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大家。

20世纪四川（核心是成都与重庆）现代文学的诞生、发展，便是在巴蜀文化这“一脉”的哺育之下茁壮而繁荣的。郭沫若、巴金、李劼人、何其芳等的成长和创作过程之中，巴蜀文化便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也正是由于巴蜀文化的熏染与滋养，才孕育出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堪与“京派”“海派”相媲美的“巴蜀派”。可以说，没有巴蜀文化这一个成都与重庆的共同基因和血脉，就没有成都诗歌与重庆诗歌的个性与色彩。

这次“成渝双城诗歌大展”是川渝两地的诗歌共展，也可以说是继1997年重庆直辖之后，成渝诗歌的第一次最为集中的集体亮相。这不仅是诗歌的融合，也是川渝两地的融合，更是巴文化与蜀文化的融合。由此，这次“成渝诗歌双城大展”，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深度推进巴蜀文化的互动，彰显巴蜀文化强大的活力。而与此同时，这次大展还要突出当代四川文学与重庆文学的“巴蜀一脉相传”，进一步锻造当代成都和重庆诗歌共同的巴蜀文化基因和血脉，为成都和重庆诗歌的飞升提供更为厚实而磅礴的根基，为我们敞开了四川诗歌和重庆诗歌发展的新的向度和广袤空间。

面对丰富多彩的四川诗歌与重庆诗歌，这次大展所涉及诗人还不够全面，而且所选诗歌的篇幅及其代表性也还可商榷。但绝对不可否认，这次大展所选取的诗人大多在当代诗坛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体现出了四川诗歌与重庆诗歌特色，由此可以说这次大展为我们呈现了“成渝一代诗风”。

我们看到，本次大展中的栏目，特别突出地标示出了这些诗人的出生年代，展出具有鲜明历史意识。其中，第1辑是1941年—1965年生的诗人，第2辑是1965年—1978年生的诗人，第3辑是1980年—1999年生的诗人，总体包括从1941年生的张新泉到1999年生的诗人付炜等60位诗人，可以说涵盖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成渝两地的“老年诗人”“中年诗人”和“青年诗人”。因此，这次大展力图在“尺幅”之中呈现半个多世纪以来成渝两地诗歌面目和粗略历史，也为我们勾勒出了当代四川和重庆诗歌的一个基本轮廓。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诗人诗歌文本的选取方面，这次大展却并未重拾诗人的“代表作”，而是重点推出他们的“当下之作”，更为关注这些诗人们对当下现实生活的透析与洞察。如这其中最年长的诗人张新泉，他的这些诗歌就体现出一种新的高度。此前他的诗集《鸟落民间》《人生在世》等就注重诗歌与世俗现实的切合，在思想上注重关注民间生活，都充满了浓烈的生活气息。而此时，他的诗歌如《自画像》所写“注定痴性不改”一样，依然沸腾着强烈的诗性精神。在《献词》中，诗人写道“那么宽的草地啊那么少的羊/那么蓝的天啊那么大的晴朗”，面对这个丰富的世界，他将存在之思和求索之路指向了永恒之神，体现了他对社会历史、人类命运的上天入地的勘探野心，以及对个体命运的无限敬畏之心。

另外，风格质朴流畅的傅天琳，不仅依然保持着女性特色的情感体验和女性独特的想象力，而且此时的写作，则更加燃烧着对生命本体与人类精神困境的追问。《窦圌山问》堪称为当代诗歌的一首“小天问”，“谁最静/谁最从容，谁最沉稳//谁能在山水里一坐千年/谁仅凭一座星空几滴鸟鸣/嚼墨弄//随身行囊要尽量地空/尽量地轻/谁舍得把功名、利禄/统统扔掉！谁舍得捣碎//捣碎自己的明月/捣碎词语制造的娴熟技艺”。在她对生命存在的那种如鼓点般密集，如锋刃般锐利的追问中，既显示了她酣畅的先锋和创造精神，又展示了她拳拳的生命脉动。

除了他们之外，其他的老年诗人、中年诗人、青年诗人，都有着特别的探索和独特个体诗学，这里就不再一一分析。

虽然，在个体经验、巴蜀文化与宏大历史的笼罩之下，他们不仅有着不同的生命场景与历史意识，也拥有不同语言范式和修辞技艺。但他们却在不同层面，一同为我们打开了这个时代的历史细节的秘密和生命存在的意义，彰显了川渝诗歌汹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以及透视生命与塑造灵魂的精准能力。由此，这次“成渝双城诗歌大展”，是对川渝诗人的一次集中呈现和检验，也是川渝诗人对一个时代的诗性见证，让我们看到当代“一代成渝诗歌”的璀璨辉光。

当然，此前川渝诗歌也有着较多的选本，可以说也有着不少的“诗歌大展”，但这次“成渝诗歌双城大展”却有着不同新意。在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在现实的境遇中展开和摩擦，那所有的诗歌都将只是一些抽象的名词和空洞而无力的词语而已。而这次大展，既在“巴蜀文化一脉相传”这一“现实境遇”上为“成渝双城诗歌”培根，也在诗人的个体历史经验这一“现实境遇”中“铸魂”。同时，这次大展又是在主流媒体《四川日报》的“天府周末”版、川报观察客户端上连续推出，还显示出与社会这一“现实境遇”对话的倾向，或者说与读者的“对话”的倾向。与众多具有“小圈子”性质的诗选相比，这次诗歌大展可以说是一个“大圈子”，是主动对日常生活和世俗大众敞开诗歌，也是主动在日常生活和世俗生活之中萃取诗歌。

可以说，这次“成渝诗歌双城大展”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不仅让我们看到，在川渝诗歌中“巴蜀一脉相传”的底色，也在当代诗坛标示出了“成渝一代诗风”，进而也让我们对成渝诗歌有了更多的想象和更大的期许。当下，巴蜀文化之复兴为我们夯筑了独有的地基，让我们有了独特的血脉和基因。此时，我们还需要站立在人类文化的高度，真正为当代诗歌贡献出厚重而大气的史诗般的诗歌作品，真正为世界诗歌“开一代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