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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英华】海通:开凿乐山大佛的肇始者‖王君华

作者:王君华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发布时间:2022-04-25 21:02:46 浏览次数: 【字体:

海通:开凿乐山大佛的肇始者

王君华

海通,生卒年不详。唐代播州人(今贵州)。据说,本名清莲,12岁出家,师从高僧慧净,24岁时离师游历天下,曾任凌云寺住持。开元初(713),发起并主持乐山大佛开凿,10多年后圆寂,完工了乐山大佛头部工程。他于“世界第一”的乐山大佛有“肇造之功”。

神之斤兮鬼之斧,海师海师兮心与天谋。

吏怒兮何求,酬之兮一眸。

兰楫兮桂舟,士女兮咏游,嗟今之人兮不知其由。

山苍苍兮水悠悠,维海师之烈兮,将与天地而长留。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在乐山大佛建成后的第973年,江苏无锡人、曾任四川按察使的顾光旭(1731—1797)养病凌云寺两个多月。期间,听闻海通功业,甚是感动,于是伐石为像,供奉于大佛头部上方左侧一古洞中,题名“海师洞”并作《凌云山海师洞记并歌》。上诗为“歌”的部分摘要,饱含由衷而深沉的敬仰,亦可看作是对乐山大佛建造的“肇造者”海通大师的一次千载“招魂”。

乐山大佛是乐山的“地标”,它一经建成,就以其雄壮崇高之美、肃穆庄严之美,要注定成为一座矗立于世界的“丰碑”。海通大师也因此而伟大:怀揣着佛家悲天悯人、拯救苍生的大慈悲,在无限的苦难的践行中,创造出古今世界一大奇迹。

海通大师的功绩主要见于803年乐山大佛竣工时韦皋所撰《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其时,距动工开凿大佛已过去90年。而这篇“记”文原始碑文的发现,则是1100余年后的1984年11月,在大像右下侧临江处。但它还不是关于乐山大佛最早的文献。署有贞元十五年(799)的“灵山大像禁断采补碑”才是最早的。它比韦皋的“大像记”早了4年,碑文只有一句话且有阙文:“凌云寺前灵山大像前□□敕禁断采捕□□。”大约相当于如今日之“禁止吸烟”“严禁烟火”等警示语而已。除知道当时确实有大佛的存在外,实在不能给今日的我们太多信息。

《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是一篇美文。它的文采不输于历代诸多文章大家的传世“记”文,尽管因为传承,有许多个“版本”且各本文字均略有差异。比如,仅标题就有5个不同“版”本:“唐韦皋嘉州凌云寺大佛像记”“嘉州凌云寺大像记”“嘉州凌云寺大佛像记”“嘉州凌云寺大弥勒佛石像记”“大佛记”。但无疑,它是有关乐山大佛建造最重要的历史文献。韦皋以“当时人”和“当事人”的身份,在洋洋洒洒千余字中,细致记述了乐山大佛90余年建造历史、颂扬了海通大师的巨大功业。这在其后至今的1200多年时间里,其文屡屡作为人们诗之、文之、歌之、研究之重要依据和灵感来源。想来,在今后未有新资料发现问世之前,它依然是了解乐山大佛90年开凿种种情况最为重要的资料。

韦皋记述,古代嘉州,三江汇流、激荡山崖,怒浪滔天、屡坏舟船,舟随波去、人亦不存。大师慈悲,怜悯众生,哀此习险。经实地调查和苦苦冥会思索后,海通大师认为,开凿大佛,峭壁万仞,石可改而下,江或积而平;且广开慈容、大廓轮相,善因可作、众力可集。于是,大师崇未来因,作弥勒像,俾前劫后劫,修之无穷。海通大师关于大佛的设计规模之宏大“无与伦比”:规广长、图坚久、顶围百尺、目广二丈,其馀相好,一以称之。

以今日眼光看,如此浩大的工程,前无故人、后无来者,必要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钱从哪里来?二是建造的人从哪里来?归根结底,还是钱的问题。

“民惟子来,财则檀施。江湖淮海,珍货毕至。债师金工,亦罔不臻。”这个极其简略的概述背后,是海通大师为大佛开凿筹集资金组织人力而付出的种种艰辛、遭遇的种种困顿,决然是超越常人、超乎想象。

韦皋笔下,有海通大师因护佛财而剜眼的记述:时有郡吏,将求贿于禅师。师曰:自目可剜,佛财难得。吏发怒曰:尝试将来!师乃自抉其目,捧盘致之。吏因大惊,奔走祈悔。想来这不过只是大师为造大佛所受困顿遭际中的一隅。今日有研究者说,这可能说明海通大师是一位佛教密宗的修炼大师;剜眼,是其“炼术”之一。这怕是实在低估了海通大师那“宁为众生、舍我躯体”的佛家慈悲胸怀了吧?

作为“后继者”的韦皋是理解大师的,他说,那是海通大师专诚一意、至忘其身,其精诚能令山回日转、能感天动地!

建造大佛,护佑众生,这是海通大师一生的宏愿与追求,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其脚步。

乐山大佛正式动工开凿的时间,韦皋记为“开元初”。所以,今日的我们往往将其定为开元元年(713)。有研究者引用《佛祖统纪》记载谓“开元十八年(730)”,但查今上海古籍出版社之校注本并无其时间记载。而中国现代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在其1930年撰成的《中国建筑史》中亦有“四川嘉定弥勒大像,为开元十八年(730),沙门海通于嘉陵江之滨凿石造。像高三百六十尺,覆格九层,寺匾曰凌云”的记录。想来,严谨的梁思成当有所据。

无论怎样,开凿大佛的构想,应该在海通大师脑中酝酿已久。也有理由相信,海通大师的资金募化、施工规划、人力筹划等前期准备,或许在713年之前较长一段时间的漂泊游历中就开始了。在城西能仁院,据说曾有乐山大佛开凿前的“式样”,南宋的陆游还见到并有诗说“江阁欲开千尺像,云龛先定此规模”。这亦是开凿前准备之一例,但此小像并不“小”,亦为“丈六金身”。

乐山大佛之工程进行,在怒浪悍流之滨的凌云山栖鸾峰下临江的悬崖峭壁上展开,难度可以想见。韦皋说:

万夫竞力,千锤齐奋。大石雷坠,伏螭潜骇。巨谷将盈,水怪易空。时积日竞,月将岁就,不数载而圣容俨然。岧岧亭亭,岌嶷青冥。如现大身,满虚空界。惊流怒涛,险自砥平……

这是乐山古代劳动人民创造奇迹的过程,也是中华建筑艺术史上的史诗!

乐山大佛,极天下佛像之大!这浩大的工程,透支了大师的生命。在基本完成了大佛的头部开凿建设后,海通大师圆寂了。大师累了,他该休息了。或许,他是带着深深的遗憾走的。他没能等到大佛完工那天,亲眼看到震铄古今的伟大奇迹的完美呈现。

韦皋说:力善归仁,为可继也;事感天人,克遵前志。尽管海通大师走了,但他的诸多后继者,在此后的1000多年间接力着他的规划、设计、弘愿,接力着他人生未尽的善心、善行、善举——续建、保护、修缮,尽管目的不一、功效有别。

历史进程中,每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使命。

在唐开元中和贞元时期,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相继主持续建,前者大约在740年至765年间,主持完成了大佛胸至膝部的工程;后者大约在787年至803年间,主持了莲花座上及于膝的工程,还有大佛装饰、大像阁灯等“配套工程”。其资金来源,则有朝廷下令赐的麻盐税款、章仇兼琼俸金二十万、韦皋俸金五十万,以及各地民间捐赠款项。具体多少?已然不能计算。

“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带领群山来,挺立大江边。”通高71米的乐山大佛,就这样“横空出世”,成为了千百年来乐山的“地标建筑”。

乐山大佛(唐长寿 摄)

在90余年的时间里,乐山大佛开凿历经四代帝王。三届主持人中,唯有海通大师是一介沙门,而章仇兼琼、韦皋均为朝廷一方大员、唐时一代重臣。

章仇兼琼、韦皋人生功业,诸多史料均有记述,且不讳言两人的“崇佛”行迹。奇怪的是,他们续建乐山大佛的事却少有记述。韦皋那篇“大像记”碑文,在南宋如赵明诚、郑樵、张邦基等人的笔下,也只是作为“碑帖书法”来研究。

“百丈金身开翠壁,万龛灯焰隔烟萝。”以诗歌吟唱乐山大佛的首位诗人,是公元788年到乐山的司空曙(约720—790)。那时的大佛尚未完工。而在之前,724年,李白游峨眉山过嘉州;736年,孟浩然经嘉州沿江出蜀;765年,岑参担任嘉州刺史;还有著名的女校书薛涛也曾到过凌云寺……但很遗憾,他们的笔下没有大佛的任何影子。

但从司空曙开始,1200余年来,却有无数诗人用他们五彩斑斓的笔,悉心描摹着大佛的庄严与沧桑。

“大像影和山面落,两江声合郡前流”,这是唐代齐己的;

“槛外风光触处奇,岭头金像对巍巍”,这是宋代韩琦的;

“追碧被层颠,灵姿映大千”,这是宋代宋祁的;

“予昔过此下荆渚,斑斑满面生苍苔。今来重到非旧观,金翠晃荡祥光开”,这是苏洵的;

“但饮佛耳泉,永洗凡心尘”,这是晁公溯的;

“巍巍千尺像,与我两寂寞”,这是陆游的;

“古佛临流都坐断,行人识路亦归休”,这是范成大的;

“梵像形仪髻覆天,宿王华智等齐肩。乾坤作殿古今固,日月为灯昼夜然”,这是张拙的;

“百丈金身空石像,半崖泉溜落仙幢”,这是明代熊相的;

“可怜世历风霜古,销却金衣变草衣”,这是明代任伦的;

“二水欲浮天竺影,一帘初落月华清”,这是“嘉定四谏”之一彭汝实的;

“昙花乱坠登坛雨,法相犹存到岸身”,这是明代袁子让的;

“石佛三百尺,冠岩履清川”,这是明代钟惺的;

“昂头撑碧汉,伸足塞沧江,这大佛骇得千年胜骨”,这是清代孙徵兰的;

“巍然大像踞江头,何用当年百丈楼”,这是清代张芑的;

“三江会足底,九顶接眉梁”,这是清代宫去衿的;

“开山凿险谁之功,后有韦皋前海通。一心爱人如爱佛,挥金剜眼皆英雄”,这是张问陶的;

“堪笑金人成佛后,葛藤仍自满身缠”,这是清代李调元的;

“名山浩劫频番过,大佛端居千载雄”,这是民国侯鸿鉴的;

“凌云大佛历劫坐,坡谷遗踪在苍石”,这是金天羽的;

“顶天大弥勒,二百十尺弱。英雄何必名,精艺问谁作”,这是黄炎培的;

“逝者如斯浑见惯,千年屹立大江头”,这是陈登恪的;“灯传山月白,圣解佛头青”,这是程千帆的……

以上诗句或许太“文学化”,不够实在,难以准确感知。不过,南宋范成大给我们留下了一段难得的可触摸的实录,其《吴船录》说:“唐开元中,浮屠海通始凿山为弥勒佛像以镇之。高三百六十尺,顶围十丈,目广二丈,为楼十三层,自头面以及其足,极天下佛像之大。两耳犹以木为之。佛足去江数步,惊涛怒号,汹涌过前,不可安立正视,今谓佛头滩。”

还有一点不得不说,海通大师创造了如此无量功德,但其名字却在历代“高僧传”中找不到,其事迹仅零星记载于一些明清史料中,格外简单:“黔僧”“行僧”“播州人”“结茅凌云山中”……至于他是贵州哪里人,为何出家,师从哪门哪派,为何来到乐山等,均付阙如,留下太多谜团。当然,这也给了今人太多的演绎空间。

(选自《名人与乐山》)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王君华

供稿:中共乐山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配图:方志四川

来源: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终审:唐志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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