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成都人是非常骄傲的。尤其交子还是在繁荣发达的经济贸易催生下，民间的一种自发金融创新。虽然后来因为监管不力和财政需要，超发滥发，造成纸币贬值，进而成为北宋官府的敛财工具，最后不得不废止。到了明朝最终又回归以白银为主的实物货币时代。但是，纸币代表的毕竟是一种先进的金融模式，它最早诞生在成都，是经济、地理、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奇妙作用的结果——虽然现在看起来，它像一朵过于早开的花朵，绚烂一时，但真正属于它的时代还远没有到来。

在前后蜀，商品贸易发达，货币流通频繁。当时的蜀茶、布帛、井盐、造纸技术不断提高，集市贸易遍布各州县，与周边地区政权及少数民族的贸易也十分发达。前蜀王建父子在位十数年间曾六次铸造发行钱币，可见其经济及商贸繁荣对货币的需求程度。后蜀政权30多年，其经济较前蜀更有发展。但入宋后，蜀地却因为各种原因成为铁钱专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四川本地产铁不产铜，钱币原料有限；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中铜钱的流失。当然也不排除宋初对蜀地蜀人的歧视和掠夺。

宋朝虽然对周边民族地区保有天量的贸易顺差，但是架不住每年还有大量的岁贡要缴。而且，那个时候宋朝铸的铜钱，也同样是西夏、辽和金的货币。“一朝所铸，四朝共用”，属于一个货币体系。仗要打，生意还是要做。那时大家都想要铜钱，铜钱本身就是一种最吃香的商品，而铜矿资源有限，总闹钱荒。

铁钱不仅重，而且与国内其他普遍使用铜钱的贸易区进行交易时极为不便。那些外地到成都从事大宗贸易的商人，自然需要把大批的铁钱找个铺户暂时存放，待需要时再去提取。于是，这些有信用的铺户收了人家的现钱，给人一张纸，作为取款凭证，提款时收取百分之三的保管费。这张纸就被称为交子。这跟现在我们把钱存银行还有利息正相反。可见，最早的铺户们还没有以钱生钱的概念，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钱庄。这个时期大约在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4）。

这些铺户自己印制的交子上往往都印有木屋人物、隐秘的题号，印制工艺精美复杂，难于伪造。慢慢随着交子信用的确立，买卖双方为了减少铁钱交易的麻烦，也减少每次存钱、取钱时都要缴纳的手续费负担，一些商人开始直接用交子代替铁钱支付购买商品的费用，使本来只是存款凭证的交子，逐渐演变成了可以直接流通的纸币。此为私交子——中国民间千余年来最大的金融创新。

             前蜀永平元宝                         前蜀通正元宝  

话说交子成为信用货币之后，直接用交子进行买卖的人越来越多，交子铺存放着大量现钱闲置无用，铺户们自然要动些脑筋，挪作他用，这种事情一多，造成存款者无法兑换现款，“奸弊百出，狱讼乃多”。官府不得不出手。

《宋朝事实》对此事记载最详，主要措施有六点：一、 禁止随意开设交子铺，将交子铺有条件地授予十余户经营——特许经营，不过还是以发展民营经济为主。二、经营交子的铺户必须每年负担夏秋税入仓及修縻枣堰的丁夫物料费用——要交税，还有费，类似于特种税。有趣的是专门说到交子铺户的所得要用于縻枣堰，也就是后来九里堤的岁修。可见九里堤对于当时成都的重要性。三、交子铺户实行连保负责，定时聚会，交子统一式样，统一用纸。印文仍用木屋人物，铺户押字，朱墨间错，各自隐秘题号，以为私记——连坐制在中国历史悠久……四、保留每贯收百分之三的保管和手续费——挣的是劳务费，不是吃利息的钱庄……五、交子面额不固定，使用时填写，不限多少——有点像现在的现金支票，只是存入时由铺户填写，不是取款人填写。六、交子可以“无远近行用”——允许在市场流通。

整顿交子市场的官员，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是谁，但很有可能是那一时期两次担任益州知州的张咏。张咏在真宗一朝官至礼部尚书，诗文俱佳，是北宋名臣，尤以治蜀著称。第一次是北宋太宗淳化年间王小波、李顺起义，他入蜀平定，使蜀中由乱而治。第二次王均兵变之后，他又入蜀平乱。北宋初年，蜀地士人对新朝的认同感还没建立起来，很多人还是很怀念孟氏后蜀的，以至于“不乐仕进”。张咏在成都期间多方笼络他们，鼓励他们参加科举，入朝做官。张咏自己也是苦出身，全靠勤奋苦读走上修齐治平的人生巅峰，道德文章很是感染了蜀中士人，以至“由是知劝”纷纷上进。后来《宋史·食货志》干脆把发明交子的功劳都算在张咏的头上有些失实。很显然，这个发明只能来自市场一线的经营者们。但是，张咏整顿交子市场是完全有可能的。

                          疑似南宋 会子

官府的初衷在于杜绝交子市场的欺诈行为，保护存款者和交子铺户的正当利益。但是，特许垄断经营的后果会是这十几户交子铺户拿到经营权，官府又没有规定交子铺印制交子的数量，更没有规定要向政府交存款保证金。“每岁丝蚕米麦将熟，又印交子一两番，捷如铸钱。”一些狡猾的交子铺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发现印纸比铸钱容易太多，便自己印钱自己用。后果当然就是很多持有交子的人无法兑换现钱，闹到民户聚众索款，官司层出不穷。

到了宋天禧四年（1020），一个叫寇瑊的人到成都当知州，不堪交子官司其扰，对交子市场进行了简单粗暴的打压。他一方面令交子铺归还存款人现钱，另一方面“诱劝”最大的一户交子户王昌懿关闭交子铺。

王昌懿是所有关于交子的史籍中提到的唯一一个交子户的名字。最早的那一张交子是不是出自王家？他们的财富是怎样积累并发展成为成都最大的交子铺？王掌柜是在怎么一个灵光闪现的时刻，拿出纸笔设计出一个包含了王家信用、财富密码的图案，然后说服他的第一个客户，让他相信凭着这一张纸就可以放心地把铁钱存放在他的铺子里的？这一切，都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了。

十几年的信用生意做下来，市场越来越无法掌控。寇瑊拿他家下手，当然是树大招风，出头的椽子先烂。这个“诱劝”的手段是什么，我们尽可以发挥想象。首户关门，“其余外县，有交子户，并皆诉纳，将印卓毁弃讫。并下令益州今后更不得似前日置交子铺。”私交子的时代正式宣告结束。

接下来，另两位在交子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登场了。薛田，河中河东人（今山西） 进士。其实早在宋真宗大中祥符末年（1015） 的时候，他就任益州路转运使。鉴于当时交子铺户发行交子的弊端，他就提出了设置官办交子务的主张。转运使在宋朝属于中央主管一路或多路财政的官员，毕竟不如知州的行政权力来得直接，他的建议也未被当时的宋真宗采纳，随后他又被调到开封当知府。

寇瑊对成都的交子铺一关了之之后，自然是一管就死。“市肆经营买卖寥索”，享受过便利的商家和百姓此刻又不满了。没多久，寇瑊就被贬到邓州当知州去了。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不知道是否因为有成都工作经验，宋天圣元年（1023），薛田被委任益州知州，回到了成都。

这个时候，任益州路转运使的是张若谷。这个张若谷也是一位实干家，在北宋以为官清正、务实，不搏虚名而有“循良”美誉。重要的是，他经济工作经验丰富，曾任盐铁判官，在广宁主管财政，铸币有方，还对北宋的农业经济提出过重要政策建议。薛田和张若谷的搭档，可以说对此后交子的命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二人面对本来繁荣兴旺，如今却冷落萧条的成都市面，几经商议，对交子的废罢问题向朝廷建议：“废交子不复用，则贸易非便，但请官为置务，禁民私造。”

他们看到了交子在商业贸易中的重要作用，简单废止显然不是办法，说不定会将交子逼入地下，更难管理。而且他们也很清楚，那个时候其实不管是铁钱还是铜钱，民间私铸并不少见，难道因为这个就要把钱也废了？但他们毕竟没有超越那个时代，自从汉武帝将铸币权收归官府，这造币本身就是一单大生意，不可能任由民间得利。所以，他们提出的建议只能是：与其让私人赚钱，不如收归官营。官府既可赚取利润，民间也可享受便利。

这时皇帝已经换成了宋仁宗，朝廷“诏从其请”，决定设置益州交子务，发行官交子。官家终于还是把这个最重要的货币发行权拿回了手中。薛田也因为这件事让自己进入了《宋史·列传》。

天圣元年（1023），政府设益州交子务。首届发行“官交子”125万6340贯，以本钱36万贯为准备金，并制定了一系列在当时较为完备的保障制度。与民营交子最大的不同，除了政府的保障金以外，每张交子都事先印好一贯到十贯的面值，而不同于私交子需要现填，这就与现代的钞票完全一样了。但是，交子只能在四川使用，不得出四川界。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官府都遵守着125万6340贯那个限额，没有加印偷印，交子很快被普遍接受。到了仁宗庆历年间，边关吃紧，官府让四川多发行了60余万贯交子支援陕西，这是交子第一次走出四川。

有了第一次加印，可想而知就有了第二次、更多次，加印纸币就像在酒里掺水一样，既方便，又不容易被发现，这个甜头太容易上瘾，最终的失控不可避免。

交子由一个民间自发产生的创新发明，最后沦为官府的敛财工具，直至信用丧失殆尽，这其中的经验教训人们直至现在还在汲取。不管怎样，王昌懿、张咏、薛田、张若谷这些人确乎已经是那个时代最聪明的人了。

薛田写过一首长诗《成都书事百韵》，开篇道：

混茫丕变造西阡，物象熙熙被一川。

易觉锦城销白日，难歌蜀道上青天。

随后全诗用将近1400字极言成都风物俗美、市场繁荣，几乎包罗万象地描绘了成都的方方面面，文学性一般，但资料性极高。诗中有句专门提到交子：“货出军储推赈济，转行交子颂方便”。

 另外，现在通行的那张交子图样实非交子。这张图样出自日本人奥平昌洪所著《东亚泉志》一书。拓片图样上面有字“除四川外许于诸路州县公私从便主管并同见钱七百七十陌流转行使”。这上面明明写到“除四川外”，就强调了它不是通行于成都或四川的官交子。有学者研究认为有可能是北宋晚期的钱引或小钞，也可能是南宋的东南会子，但与文献中记载的这几种纸币的印制式样都不符合。更奇怪的是，这张拓片上的七百七十陌（南宋会子规定七十七钱为一陌，陌通百，七百七十钱为一贯) 完全不符合钞票面值的印刷样式。总之，这张令人生疑的拓片还有许多未解之谜。

       （作者单位：成都市金牛区地方志办公室，原载《巴蜀史志》2018年第3期，总第2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