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 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刊

毛泽东精心部署和指挥

是成都战役胜利之根本

何 薇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此时此刻，拥有光荣革命历史的成都还处于黎明前的黑暗中。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部署和统领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贯彻大迂回、大包围作战方针，南北出击、合围割歼，在成都平原对国民党军队发起总攻。11月29日，解放军各路大军直逼成都，以势不可挡的军事进攻和政治攻势，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割据西南的迷梦，众叛亲离的蒋介石从成都凤凰山机场仓皇逃离。解放军各部对成都被围的国民党军队发起总攻，国民党残部万余人投降。12月27日， 成都宣告和平解放！

成都战役是解放战争中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毛泽东主席深谋远虑、高瞻远瞩的战略部署，是成都追歼战胜利的根本。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间节点，重温毛泽东主席指挥这场经典战役的高超艺术，对帮我们深入学习党史，深刻认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欣欣向荣的四川和成都， 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人民日报》刊登人民解放军解放成都的消息

一、毛泽东部署从南北两面对四川国民党军形成合围、发动最后围歼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这一命令，向全国尚未解放的地区发动规模空前的大进军，百万大军胜利渡过长江，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至1949年10月底，华北全境、华东和西北、中南的绝大部分地区先后获得解放。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只剩西南这块比较完整的统治区。蒋介石不甘心失败， 将西南地区作为他最后一个反攻复国的基地。

毛泽东主席对蒋介石“割据西南”的企图看得十分清楚，早在 1949年5月23日就关于向全国进军的部署问题致电各野战军，明确指示：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的迹象，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美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

事实如此。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各路将领纷纷宣布起义。残存于大陆的仅剩下胡宗南和白崇禧两个主要集团。地处大西南的四川仍处在蒋介石政权的统治之下，为依托大西南保存最后实力，蒋介石紧急作出调整部署：第一步，以白崇禧集团及粤军组成所谓的湘粤联防，阻止解放军向两广进军，作为他部署西南的掩护；同时以嫡系胡宗南集团等扼守秦岭、大巴山、武陵山天险，阻止解放军入川。第二步，白崇禧部退入广西，与四川的胡宗南互为呼应，联络云贵军阀，负隅顽抗。

毛泽东主席识破蒋介石负隅顽抗的阴谋，于5月25日制定歼灭桂系主力的作战部署，在向林彪、萧克、赵尔陆、聂鹤亭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及总前委电文中，明确指出：“二野应准备以四个军或三个军由陈赓统率，归林、罗指挥，第一步在宜春一带配合四野歼灭桂系， 第二步待命入湘，抄击白崇禧后路。尔后待命入川。”同一天，毛泽东主席又向各野战军致电， 指示指战员“注意集中兵力妥为聚歼当面匪军， 而后追击前进，是为至要”。

在向各野战军指示要发挥“宜将剩勇追穷寇”精神的同时，毛泽东主席叮嘱指战员绝不能轻敌。

1949年8月29日，蒋介石到重庆主持召开西南军事会议，提出与制订确保大西南的方针与计划。其主要内容是：以四川为西南防御重点，西起岷山，经秦岭、大巴山、巫山和武陵山，南至五岭山西部，构成所谓“西南防线”，以阻止解放军入川。

1949年9月12日，毛泽东主席电告邓小平、林彪等：“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这份电文清楚地表明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战略部署，那就是解放军挺进大西南，实施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将西南国民党军封闭于川黔境内而歼灭之。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总体部署是：以第四野战军及第二野战军陈赓兵团向广西进军，再以陈赓兵团进军云南，切断国民党军退往国外和海南岛之路径；利用国民党军川南防线最为薄弱的特点，加之云南偏远多山、后勤供应困难，不利于大军决战，以第二野战军主力自湘西进军贵州再进川南，切断国民党军退往云南之路径；位于陕西的第18兵团暂不进军，以抑留胡宗南部队，不使其迅速南退，俟第二野战军主力到达指定位置后，从南北两面对四川国民党军形成合围，并发动最后围歼。

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右四)和副主席贺龙(右三)．邓小平(右一)、熊克武(左三)、龙云(左二).刘文辉(左一)、王维舟(右二)

二、毛泽东以世界视野、全局出发，充分考虑美国可能干涉的因素

1949年1月8日，毛泽东主席为中央政治局起草决议时，就分析了美国出兵中国内战的可能性，指出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这一种计算现在仍然不要放弃，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我们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但是，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愈少，并且连同用财政及武器援助国民党这件事也就可能要减少。

1949年5月27日， 第三野战军进占上海，第二天毛泽东主席致电各野战军首长指出：“近日各帝国主义国家有联合干涉革命的某些象征。例如美国正和英、法等十二国会商统一对华政策， 青岛增加了美国军舰，留在南京的各国大使准备撤走，英国在香港增兵，广州国民党亦有某些高兴的表示等事，可以看出这种象征。将来是否会演成干涉的事实，目前还不能断定。但我们应当预筹对策，以期有备无患。”

5月29日，毛泽东主席致各中央局、香港分局、二野前委和上海、南京两市委电，提出“出动兵力须视情况而定，如无外国干涉，自可全军出动”。

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正向国民党统治区进军，后方未留太多兵力。为有备无患，以防止美国可能的干涉，或美国出兵协同国民党军的袭扰，毛泽东主席对向全国进军的部署作出重大调整，决定在华北和华东新占地区留置充足的兵力。具体部署是：令第20兵团杨成武部在秦皇岛、塘沽布防；第19兵团杨得志部在歼灭胡、马两军在陕甘边境的主力后停留在宝鸡地区待命；第四野战军在河南留1个军，准备在有事时增援华北；第三野战军在青岛留1个军，南京、镇江、苏州地区留2个军，浙江留3个军，上海留7个军，并加强吴淞、江阴炮台配备，进攻福建的兵力不要超过2个军；第二野战军全军在6、7两月内，就地进行整训，两个月后看情况再定行动方针。

当事实表明美国将从中国抽身而退之后，毛泽东主席才下令第二野战军准备进军西南。由此可见，毛泽东主席对重大战略问题的全局性考虑和慎重态度，充分显示了毛泽东主席驾驭复杂局势的能力以及决心和意志力。

三、毛泽东指示部队实施整训、补充和调整，为入川创造有利条件

渡江战役开启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一路凯旋声中也出现一系列新问题：如何组织后勤供应，如何适应南方山地潮湿的作战环境，城市接管如何跟上进军步伐等等。

6月2日，毛泽东主席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华东局、总前委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同意二野入川，积极准备在情况许可下争取8月初出动。邓小平须准备去四川。

6月17日，毛泽东主席致电华东局并告粟裕、张震、周骏鸣及刘伯承、邓小平、李达：“二野西进时机，似九月为较适宜。一则准备时间充裕；二则沿途那时才有粮食；三则四野主 力（七个军）九月可到郴州、赣州线，十一月可 能占领广州，迫使广州伪政府迁至重庆，然后 二野夺取重庆较为有利。”

7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第二野战军，于9月以主力取道湘西、黔北进入四川；贺龙率华北18兵团及第一野战军之一部，由陕南、甘南入川。并决定由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组成中共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4省。

8月1日，毛泽东主席致电华南分局、华中局、华东局，通告：“西南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贺龙为第三书记，管辖云、贵、川、康四省及第二野战军全部、第一野战军一部共六十万人。今年冬季可占领四省各要地。”“第二野战军之陈赓兵团三个军，第一步协助邓华兵团解决广东；第二步入广西， 协助四野五个军解决白崇禧；第三步出云南。”

8月22日，毛泽东主席复电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确定“入川部队待与贺面商后作最后决定，大体上以十八兵团入川是适宜的”。

毛泽东主席充分考虑南方作战环境，对干部、兵员和后勤补给以及入川时间等具体问题进行周密部署。

10月13日，毛泽东主席致电彭德怀，指出：“关于由陕入川兵力，已与贺龙、伯承、小平一起确定为十八兵团，不牵动其他部队。”“歼胡（胡宗南）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二野进至叙、泸、重庆之线，然后发起攻击，时间大约在十二月上旬或中旬，由军委确定。”“二野主力两个兵团，现到常德、湘潭之线，大约十二月可到川南。二野陈赓兵团本月可协同邓华兵团占广州，下月入桂协同四野主力歼白， 大约明年一二月可入云南。”

10月19日，毛泽东主席给叶剑英、陈赓致电，指出：“西南重心是四川，我二野主力必须于十二月占领叙府、泸州、重庆一带，贺率十八兵团则于一月占领成都一带，并迅速扩占全川，布置明年春耕，方有利于生产建设。因此不论白崇禧是否退云南，我三、五两兵团只准备以一个军（即十八军）进占贵阳，并经营贵州；其余五个军、两个兵团部及二野直属队，均由湘西分路直取叙、泸、渝（留一部于遵义一带），务于十二月达到该地区，设立西南军政委员会，统筹西南全局。”“现在假定白匪主力退至云南，加上贵州之敌亦退至云南，加上云南卢汉等部，共有敌军十五万人左右，我仍应只以陈赓兵团十万人，加上地方游击部队（据说有二万余人）去对付，方有主动。因为路远粮缺，往返不易，如去两个兵团（二十万人），有陷入困境之虞。估计陈赓以十万人入云南，采取各个歼敌方法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不过时间略为延长些罢了。”“刘、邓于明日或后日由京经汉赴湘，指挥二野向四川进军。三、五两兵团，请令其补齐棉衣，进至湘黔边境待命。”

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新部署，自6月以后，各路部队的进军速度都有所放慢，在继续追击、歼灭国民党军的同时，把相当部分精力用于整训补充调整、巩固胜利成果方面。

1949年12月27日，成都和平解放。图为成都各界欢迎解放军入城 （图片来源于《20 世纪四川全纪录》）

四、毛泽东为成都战役精心谋划、彻夜未眠

西南战役，解放成都，打破蒋介石“割据西南”的迷梦，其关键在于北面抑留国民党军、南面隐蔽开进，以造成国民党的错觉与误判。

6月27日，毛泽东主席致电彭德怀，提出：“为使伪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迁台湾（现有一派主张迁台，但不占优势），及使胡（宗南）匪不 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时似不宜去占汉中， 让汉中留在胡匪手中几个月似较有利。”第18兵团出动时间须与第二野战军相配合，“不可太 早，宁可稍为缓一点，以期聚歼胡匪，不使逃 入云南。”

9月12日，毛泽东主席电告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并告林彪、邓子恢、谭政电，具体部署：“如果白崇禧占领贵州省城，无论二野、四野均暂时不要去打他。二野的两个兵团以主力直进至重庆以西叙府、泸州地区，然后向东打， 占领重庆。以一个军留在乌江以北（以遵义为中心）。二野之陈赓兵团，在配合四野五个军完成广西作战以后，即进占云南，完成对贵阳之包围。然后，四野以一部由广西向北，二野以适当力量分由云南、黔北向东向南包围贵阳之敌而歼灭之。总之，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10月11日，毛泽东主席致电张宗逊（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并告彭德怀及中共中央西北局电，指示：“向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作战的兵力，除十八兵团外，尚须令刘金轩（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陕南军区司令员兼第19军军长）部及七军予以配合。在占汉中一带后，刘金轩部除守卫汉中为中心一带地方外，是否以适当部分进入川边策应十八兵团，依那时情况再定。七军须准备进占陇南文、武、成、康一带。”“向汉中一带进攻的时间，大约在十二月上旬或中旬，请令有关各部于十一月下旬准备完毕。”

10月12日凌晨3点和清晨6点，毛泽东主席先后向林彪等人两次发电报。

凌晨3点，毛泽东主席致电林彪，指出：“白崇禧全力增援祁阳以北之敌，该敌已完全陷入被动地位，有在湘桂边界聚歼白匪主力之 可能，故我们同意你们以陈赓兵团由现地直出桂林抄敌后路之意见。但据你们十一日十时电，敌原拟增援之兵力，现已停止于东安、冷水滩、零陵之线，并未北进。似此，无论祁阳以北地区之敌被歼与否，白崇禧均有可能令其主力退至广西中部、西部及西北部，背靠云贵，面向广西东北部及东部， 采取游击战术，不打硬仗，与我相持，我军虽欲速决而不可得。此时，因陈赓已入广西，广东问题没有解决，广西问题亦不能速决。如我军向广西中部、西部及西北部迫进，则白匪退入云贵。如四野退入云贵，则不能分兵解决广东问题。如四野不入云贵，则解决白匪的责任全部落在二野身上。因此请你考虑这样一点，即在桂林、柳州以北，祁阳、宝庆以南地区采取围歼白匪的计划是否确有把握，如确有把握，则你们的计划是很好的，否则我军将陷入被动。为了使问题考虑成熟起见，目前数日内陈赓兵团以就地停止待命为宜。”

清晨6点，毛泽东主席又致电林彪，并告叶剑英、陈赓、方方、邓华、赖传珠及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叮嘱他们：“如果白崇禧集中全力守零陵、全州一带，你们可以集中兵力南进，试行抓住该敌。如白崇禧鉴于此次精锐被歼的教训（此次被歼是出于白崇禧意料的）向桂林、柳州之线大规模撤退，则我军似不宜集中前进，而宜分两路并列前进，以一路出柳州以北，以一路出桂林，两路互相策应， 仍可随时集中作战，使白匪不能向贵州退却。”“二野五兵团请令其迅向贵州前进，并令十八军先出贵阳。”

这个夜晚，毛泽东主席彻夜未眠。

西南战役（图片来自网络）

五、结语

1949年12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占邛崃、大邑两县城，完全截断胡宗南等部向西康逃窜的道路，从东南西三面对被困于成都地区的国民党军形成布袋阵势。12月21日，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对被困在成都地区的国民党军发出最后正告，号召放下武器、即时起义， 若仍顽抗，即予歼灭。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率领的保安团和南逃入川的胡宗南部，急欲摆脱包围窜逃西康。王陵基以10个保安团的兵力分三路向西康进发，受到起义的刘文辉 24 军和中共领导的游击武装的坚强堵截，被阻于邛崃、蒲江、大邑、洪雅、丹棱一带。解放军第10、11、12、16、18军在大邑、邛崃、蒲江至新津东南弧线上全线展开，对被包围的国民党军形成强大的军事压力。

时至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3天浴血奋战，终于在蒲江的寿安、中兴、高桥、松华、西来、复兴场一线东西地区，彻底歼灭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最后一支主力，粉碎敌军西逃计划。

至此，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和退聚成都地区的其他数十万国民党部队（除起义投诚外），全部被消灭在成都地区。1949年11月1日至 1950年4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作战历时半年，消灭国民党军正规部队、地方团队、游杂武装共90多万。其中起义、投诚53万余人，粉碎了蒋介石妄图依托西南地区“反共复国” 的幻想。

1950年1月，刘伯承为第3兵团在《西南进军作战经验汇集》题词中，高度概括了进军西南取得胜利的主要经验：“西南进军是在毛主席的战役指导下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上进行的。”

成都解放是成都和四川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改变了成都和四川的历史发展进程，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巴蜀大地数千年历史翻开崭新一页，成都从此走向新生！

中国共产党在四川艰苦奋斗的百年历史，充分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欣欣向荣的四川和成都。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

[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3]毛泽东：《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1949年1月8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

[4]《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解放战争）》，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何 薇（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