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 载《巴蜀史志》2023年第2期

英魂永驻松林坡

记革命烈士车耀先

陈朝权

车耀先,原名车华荣,1894年8月28日出生于四川省大邑县灌口场(今悦来镇)的一个贫苦小贩家庭,辛亥革命后参加由“保路同志军”组成的川军。1927年“三·三一”惨案后离开川军,在成都开设“努力餐”餐馆。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川西特委委员。1937年12月,中共四川省工委成立后,车耀先致力于上层统战工作。1940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造谣诬陷共产党,车耀先被捕,先后囚禁于贵州息烽和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1946年8月18日,被特务秘密杀害于重庆松林坡。

立志奋斗求真理

车耀先5岁时进私塾,断断续续读了2年多书,后来他家因债务纠纷与人打官司,在层层敲诈勒索下,被搞得倾家荡产,车耀先不得不辍学。

家里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十一二岁的车耀先不得不挑起生活的担子。他以少得可怜的本钱,从约10千米外的县城买回火柴到场镇贩卖,来回奔波。有一次涉水过河,他又累又饿,两腿支持不住,栽入水中被急流冲走,差点淹死。又一次,他帮人背一捆布,走了几里路,实在背不动了,无奈之下,只得向布贩说了不少好话,倒赔5文铜钱才算了事。

艰苦生活锻炼了他坚强的意志,同时也让他深深体验了下层人民的痛苦。1908年,车耀先刚满14岁,县城一位发售火柴的商人见他诚实可靠,介绍他到崇庆(今崇州市)“益盛荣”商号当学徒。这家商号不远处有一家书铺,车耀先时常从那里租些小说回来看。老板的五叔胡介仁是同盟会员,见这小学徒居然如此喜欢读书,便把他当作弟子,不但教给他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革命道理,还指点他相继读完《三国演义》《聊斋志异》《西厢记》等许多古典名著和历史书籍,这对车耀先的思想和道德修养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1911年,四川发生“保路风潮”,全省各地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相继罢市、罢课。同时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组织“保路同志军”反抗清政府。崇庆7月初宣布罢市时,车耀先随胡介仁参加了保路同志会起义。8月初,一支“同志军”涌进崇庆城,把人民痛恨的警察头子砍头示众。

这时胡介仁已到“同志军”改编的川军2师8团工作。曾经为民除害的“同志军”对车耀先很有吸引力,于是他下决心弃商从军,成为川军2师8团的一名普通士兵。

1912年,胡介仁在连里当司书,就把车耀先留在连里帮着抄写公文表册。第二年,胡介仁被淘汰解职回家,车耀先便下连当兵。他每日勤学苦练,一个月后即由二等兵升为一等兵,半年后经过考试升为下士,一年后当了司务长。

1918年,车耀先升任连长。一次,他在陕南镇巴县被围21天,因坚守孤城有战功,得到北洋政府颁发的一枚“文虎勋章”。

1922年,车耀先驻军简阳时,认识了聂生明。聂生明原在华西大学读书,后因经济困难辍学,在简阳福音堂当教师。车耀先经常前往求教。聂生明对这位好学深思、热情正直的青年军官十分欣赏,便给他介绍一些自然科学和文学书籍,同时还讲解基督教教义。车耀先则从经济上帮助聂生明上大学读书。1923年,车耀先在简阳附近贾家场的战斗中因头部负重伤,被丢弃在战场上。聂生明把他救了出来,护送到成都医治。由于碎骨压伤神经,车耀先的右腿僵直成残。同年他任营长,1924年升任团长。

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令车耀先十分痛心。他醒悟到自己“仗”的原来不是为民除害之“剑”,而是“屠刀”。出入枪林弹雨,只不过是为军阀们的私利效力而已。

1925年8月,以中共四川地区领导人杨闇公、吴玉章等为核心,在重庆建立了中国国民党四川省临时党部(左派),即莲花池省党部。1926年下半年,川军刘湘部第4师驻防荣昌,车耀先在该师任团长。师长罗仪三当时支持莲花池省党部的活动,在4师成立党务筹备处,由车耀先负责,帮助筹组国民党荣昌县临时党部(左派)。车耀先虽然尚未参加中国共产党,但思想进步,对共产主义有一定的认识。他以4师党务处名义积极到荣昌城乡向人民群众作宣传,发动并领导建立工会及农民协会等群众组织。

1927年3月31日,车耀先和国民党荣昌县临时党部(左派)农民部廖逢吉率领宣传队,到协和乡(今古昌镇)向农民群众演讲必须组织起来进行革命才能求得自身解放的道理。演讲大会结束后,宣传队人员即分头沿街宣讲,散发宣传品。这次宣传活动给闭塞的山乡注入了一股清新的革命空气。

当北伐军打到武汉之后,四川军阀迫于形势,表示拥护革命,川军刘湘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1军。一批政治工作人员,黄埔军校的学生从广州来到刘湘的部队里,其中很多是共产党员。在他们影响下,车耀先开始学习共产主义,逐渐明白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的道理,思想也发生根本变化,成为以共产党人为领导的重庆莲花池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的真诚拥护者,被任命为改编后的国民革命军21军4师10团的国民党(左派)代表。这时,他的部队驻扎在重庆附近的白市驿,积极支持附近农民反抗土豪劣绅和“团阀”的斗争。4师师长罗仪三对他说:“什么打倒土豪劣绅,那些只是宣传嘛,怎么能认真干呢?”但车耀先的确是认真干的。看到刘湘部队挂起革命军的旗号,却保持军阀部队的旧习不改,车耀先很不满意,并在会上公开加以指责,因而引起右派军官对他不满。不久,刘湘与蒋介石勾结,制造了“三·三一”惨案,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车耀先怒不可遏,却找不到对策,接着“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以失败告终。车耀先感到失望和愤慨,借出席“基督教东亚区大会”的机会离开四川到上海。

在“基督教东亚区大会”上,车耀先又一次看到控制教会的帝国主义分子对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歧视,他中途愤而离场。

1928年2月,他由上海东渡日本。在日本的一些展览会上,车耀先看到许多羞辱我国的展览品,他的民族自尊心受到刺伤,为祖国蒙受的羞辱深感痛心。3月,他回国进入东北境内,日本侵略者气焰之盛更使他痛心疾首,为祖国的前途忧虑万分。5月,他抵达上海,换轮船西上。一路上看见日本、英国、美国军舰纵横于长江,示威于南京。他为祖国的命运、人民的痛苦心急如焚,于是他认真阅读革命书刊,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中国共产党看到了祖国的希望。回到四川时,新的军阀混战正在酝酿。他下定决心,同旧的生活决裂,去寻找新的革命道路。1929年春,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投身革命志不移

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车耀先谢绝刘湘送他进陆军大学深造或让他任璧山县县长的建议,决定服从中共党组织的需要,退伍回成都祠堂街。为掩护身份,他开了家“努力餐”餐馆,生意很好,他赚的钱主要用于中共的工作和买书。

车耀先在成都从事地下工作,任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他利用与刘文辉是大邑同乡的关系,进入24军特别班,在24军发展党的组织。1930年10月,他组织策划了著名的“汉州(今广汉)暴动”,还在成都基督教徒中开展统战工作,广泛团结爱国教徒,引导其走革命道路。当时,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分子企图在教会势力集中的成都华西坝修筑围墙,以使这一地区成为变相的“租界”。成都人民奋起反抗,车耀先率领爱国教徒打着基督教的旗帜示威游行,迫使教会停止筑墙。1931年,车耀先发起组织“中华基督教改进会”,提出“自立”“自传”“自养”的口号,以使教会脱离帝国主义的控制,得到了广大爱国教徒的拥护。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车耀先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5月9日,车耀先在成都少城公园“国耻纪念大会”上慷慨陈词,怒斥蒋介石的投降主义,反动军警闯入会场捕人,车耀先幸得群众掩护脱险。随即他发动了援救被捕爱国人士的运动。“三军联合办事处”反动头子向传义密令城防部队深夜包围“努力餐”,逮捕车耀先。所派部队为24军冷寅东师陈拙修团。冷、陈均为车耀先同乡好友,他们不仅事先向车耀先通报了消息,还让车耀先住在冷寅东公馆,次日凌晨派车将他送往重庆转赴上海。半年后,车耀先重返成都。他先后在刘文辉的24军和邓锡侯的28军担任上校参谋、副官长以及在刘文辉组织的“互助总社”担任秘书长等职务。他利用这些职务作掩护,进行广泛的社会活动,与四川地方实力派中上层人物建立关系。1933年,车耀先从冷寅东处获得搜捕地下党的名单,当即多方设法通知名单上的同志转移,尽力保护革命力量。

1936年10月,车耀先以“注音符号促进会”的名义,联合成都40多个社会团体,发起组织“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随着四川和成都党团组织的恢复和重建,车耀先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西安事变”发生后,1937年1月17日,车耀先着手创办《大声周刊》,充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投降主义政策。《大声周刊》发行到全川各地,成为四川抗日救亡刊物中读者多、影响大的进步刊物之一,对在成都地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大声周刊》的言论使读者耳目一新,受到广大群众特别是爱国青年的热烈欢迎和拥护。国民党反动派则十分仇恨。4月14日,国民党中央下令查封,并派人到“努力餐”楼上抄走刊物数百份。参加《大声周刊》工作的同志受到打击,心情沉重。车耀先却指着被抄得乱七八糟的编辑部,幽默地说:“来,来,来,给它照张相,留个纪念。”然后提出一个方案:换个名字,换个地方,继续出刊。5月8日,《大声周刊》正式更名为《大生》,与读者见面。《大生》的面目虽然不同,声音却是一样。6月5日晚,国民党当局便以“更名出版,言论更为荒谬”的罪名下令查封《大生》。车耀先没有气馁,随即在东御街租了一间房子,将《大生》改名为《图存》。7月9日,在卢沟桥的炮声中,《图存》出刊,依然大声疾呼:要求全面抗战,反对妥协退让。《图存》的声音仍然为国民党反动派所不能容忍,仅出了3期,又被查封。

1937年12月,中共四川省工委成立,车耀先经党中央批准恢复组织关系,由省工委书记罗世文直接单线联系。车耀先协助罗世文在四川上层人物中开展工作,动员四川地方势力支持抗战,抵制投降分裂,因此被党内和进步人士誉为统一战线的“线长”。

1938年3月,中共号召组织一批女同志组成“四川省妇女战时服务团”奔赴前线,支援抗日。车耀先为此积极奔走,挨家挨户动员群众为抗战出力。3月24日,妇女战时服务团出征仪式举行,车耀先发表演讲,在场群众群情激昂,热烈鼓掌。

1938年4月,车耀先发起成立“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广泛团结文化界抗日力量,并在成立大会上与国民党党棍程天放、邓文仪之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国民党反动派对车耀先恨之入骨。

血洒大地浩气存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 反共高潮。为破坏中共在成都领导的抗日民主运动和地方民主派力量,摧毁共产党组织,1940年3月,国民党三青团中央组织处处长康泽 带数百名特务、暴徒以及三青团分子,利用成都出现粮荒,不时发生抢米风波之机,在成都大悲巷抢劫由四川地方实力派潘文华主办的重庆银行仓库的大米,并嫁祸给共产党,公开逮捕中共四川省工委书记罗世文和成都抗日救亡运动领导人车耀先等百余人。被捕者除罗世文、车耀先被军统头目戴笠用飞机押往重庆外,其余均被活埋在龙泉驿山上。

车耀先被押到重庆后,囚禁于望龙门监狱。特务对车耀先说:“只要供出‘抢米事件’是共产党组织的,即可任四川省民政厅厅长。”见车耀先不为所动,特务就对他严刑拷打,最后还是一无所获。1940年底,敌人把车耀先和罗世文押到贵州息烽集中营。

在息烽监狱,车耀先协助罗世文建立中共地下临时支委会,并担任支部委员,组织和领导狱中的中共党员,团结其他难友,同监狱当局作斗争。在息烽监狱6年里,他坚守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机智灵活,不为敌人的淫威所屈,不为敌人的花言巧语所动,一次又一次地挫败敌人的阴谋诡计。

1941年3月,周养浩担任息烽集中营主任。他希望车耀先“告诉他确实的政治身份”。车耀先斩钉截铁地说:“我不是共产党!我只是站在国民的立场,从事抗日救亡。”周养浩碰了一鼻子灰,只好假惺惺地征求车对当“工作修养人”的意见。车耀先说:“最好能让我管理图书!”周养浩答应了,并派特务暗中监视。

息烽监狱图书馆又名“复活图书馆”,车耀先刚到这里时,蛛网密布,灰垢满地,到处是一堆堆散乱堆放的书籍。这些书籍中除了大量反动书籍外,还有一些是被没收来的进步书刊。车耀先把这些书籍归类堆放,将已经破损的进步书籍仔细修补、编号,还在革命书刊扉页工整地写上“文优纸劣,敬请珍惜”8个字,准备将它同其他书籍一样出借。不久,图书馆开放了,难友们怀着异常喜悦的心情,纷纷前来借书。就这样,车耀先把这个小小的狱中图书馆,办成了难友们的精神食粮供应处。

车耀先好学不倦。在息烽狱中,他利用在狱中图书馆“工作”之便,参阅了很多书籍、资料,借助牢房里昏暗的灯光,拖着伤痕累累的双手,写下了《自传》,总结了40多年的人生经历,对于自己经过艰苦曲折而终于走上革命道路感到无比自豪。

1944年12月,日本侵略者从广西直逼贵州独山,周养浩担心息烽集中营发生意外,在戴笠的指使下,将罗世文化名张世英、车耀先化名田光祖,秘密转押遵义。罗世文和车耀先被捕后,党中央曾多次向国民党要求释放,均遭到无理拒绝。抗战胜利后,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再次提出这个要求。国民党谎称罗世文、车耀先已病逝狱中。为掩盖谎言,戴笠电令周养浩把他们关入黑牢,隔绝与外界的一切接触。

1946年7月,息烽集中营撤销,车耀先、罗世文和其他几十名难友,被敌人转囚于重庆渣滓洞监狱。8月18日,车耀先被特务们秘密杀害于重庆松林坡原戴笠的停车场,然后浇上汽油,焚毁了遗体。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由于国民党特务焚尸灭迹,罗世文、车耀先烈士遗骨未找到。1950年2月,重庆市人民政府向车耀先的亲属颁发了“革命烈士优待证书”。1955年,经人民群众举报,杀害罗世文、车耀先的刽子手之一杨进兴被捉拿归案,根据杨进兴的口供才找到了罗世文、车耀先的遗骨。1983年,民政部向车耀先的亲属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

重庆市人民政府将罗世文、车耀先两位烈士遗骨合葬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写了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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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陈朝权(中共重庆市荣昌区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