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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杨 鸿 周先莹 ‖ 千古英烈梁伯隆 万世流芳映巴蜀

作者:杨 鸿 周先莹 【 江安县委党史研究室( 江安县地方志办公室)】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发布时间:2020-09-20 17:46:09 浏览次数: 【字体:

千古英烈梁伯隆 万世流芳映巴蜀

杨 鸿 周先莹

梁伯隆(1904.7—1930.10),又名梁伯龙、梁廷栋、梁靖超、梁兴谷,四川省江安县夕佳山镇(原底蓬镇)人,中国共产党早期无产阶级革命者。梁伯隆怀揣对民主自由和人民翻身解放作斗争的激情,辗转广州、江西、武汉、重庆、成都等地,广泛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先后参加东征、北伐、南昌起义,创建重庆高中、西南学院和成都西南大学,培养大量革命人才。1930年10月,梁伯隆被国民党反动军警团杀害于成都下莲池,被誉为“川渝教育战线上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千古英烈”。

梁伯隆(图片来源:宜宾新闻网)

追求真理

梁伯隆的父亲梁常埔先生,是一位私塾教师,因此,梁伯隆有机会了解太多贫困群众的疾苦。

1918年,梁伯隆从江安中学(原省立第三中学)毕业后,先后考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师范专科木工班、震旦大学法政科班、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学习,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肆意横行,封建军阀政治的黑暗腐败。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五四运动的爆发,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劳苦大众的日益觉醒,使他在漫漫的长夜里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在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后,他决心投奔革命。震旦大学毕业后,他转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学习期间认识了许多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人士,受到党的培养和教育。

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任广州黄埔军校军需官。

1925年春,参加讨伐广东军阀陈烱明的东征战役。

五卅运动后,他积极投入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其间参与了全国学联的宣传工作,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了坚决斗争。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和革命斗争的锻炼,使他成为上海大学里最活跃的青年共产党员之一。

1926年春,党派梁伯隆去广东,在北伐军政治部工作。不久又派他到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工作。北伐军攻占九江后,他留在九江担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宣传部长、中共领导的九江总工会秘书、国民新闻总社总编兼代总经理、《九江日报》编辑,国共合作时期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

1927年3月17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派嫡系部队九江司令部捣毁并占领九江国民党左派党部、九江总工会及国民革命军政治部,捕杀多名革命志士,制造了“九江惨案”。白色恐怖笼罩了九江。他在第二年给一位好友的信中谈到当时的情况:“去年总司令带兵东征,在九江干那种勾当,好不吓人!幸矣!我得免于难!……平素高喊革命的人大开杀戒,硬是把革命青年杀掉不止!杀气腾腾!满天昏暗!我们只听得世界上是杀声!是哭声”。

梁伯隆(化名梁尚志)和几个同志经过化装才脱险到达武汉,不久他又奉命去了南昌,任《贯彻日报》主编。

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十一军军部秘书,南昌起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部队于8月5日撤出南昌,准备南下,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行军途中,梁伯隆被调入周土第、李硕勋率领的二十五师政治部,负责宣传工作和师党部的工作。沿途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且战且走,8月13日到宜黄,18日到广昌,19日到江西瑞金,25日参加反击广东军阀黄绍宏部的会瑞战役并大获全胜。9月初由瑞金向福建汀州挺进,9月18日留守三河坝,10月5日到达饶平茂芝,朱德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把这两支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并决定“穿山西进,直奔湘南”,到敌人统治薄弱地区开辟革命根据地。经过半个多月的行军、战斗,经福建永定、峰市、武平,到江西南部的信丰,这时部队已与中央及地方党组织失去联系。为了找到党组织,梁伯隆奉命回上海汇报和请示工作,他绕道湖北牌州与中共党员曾季鲁会面后,一同于1928年初回到上海。

革命暂时失利处于低潮时,梁伯隆仍信心十足。他在与友人信中说:“我始终想干!干!帮助被压迫的人干,干那大逆不道的该杀的事。我甘愿为现社会的叛徒,我要反对王八混蛋的吃人的社会。所以我立即参加军事工作,同我们几万革命健儿去杀,竟尔纵横数省。延迟三月,因无接济,仍归失败,不禁令人痛哭!革命之花虽暂为狂风暴雨摧折,然而春芽正发,含苞怒放期,当复不远!革命是经过斗争的失败而进展的啊。”

1928年,他被派到江西红军中作政治工作。随着形势变化,党组织决定让他到新的环境里工作。他在给好友尹陶滨的信中谈到,“我在这浑噩的政治下,虽有余勇与恶势力酣战。也许战个几十百个回合,尚难分胜负。然而在战略中我当采取以退为进的手段,以正攻变作侧击,蓄锐气,养精神,因此,我欲另有企图,暂从事文化工作,有许多朋友均同此意……在四川的重庆,成都开书店、开印刷厂,办报馆和学校,同样地力求阐明我们在政治上之主张及求政治上之活动。”并号召朋友们:“来吧!我们大家携着手儿一同前进,唱我们的自由之歌,干我们自由的事。做官发财那种混蛋臭事,不要干!现实,我们不要梦想,只有把这乌烟瘴气的恶魔世界打破,我们才有出头之日!”

当时,根据党的指示,他化名为梁靖超,转战文化战线,有意与二十一军(川军军长刘湘)的驻沪代表傅真如和张斯可结识,为返川开展工作创造条件。

重庆办学

1928年底,梁伯隆回到久别的家乡,与订婚已久的农村姑娘杨德贞结婚。婚后半月,接党组织通知便匆匆与父母妻子告别,东下重庆,

开办重庆高中。

梁伯隆经傅真如、张斯可及重庆《新蜀报》主编王伯禹的介绍,与刘湘商谈在重庆办学事宜。因刘湘有办学培养军政干部的愿望,于是梁建议在重庆开办一所高级中学,得到刘的赞许,同意由军部拨给办学经费,并把原巴县议会旧址拨充校舍。

1929年4月7日,重庆高中正式开学,刘湘自任董事长,委任梁伯隆为校长兼二十一军军部顾问。梁伯隆趁此机会,集资开办了“掘新书店”,向青年读者推荐销售左派作家的文学作品及其他进步书刊。

为适应刘湘的办学思想,梁伯隆要求学生一律穿军装,受军事训练,由江巴卫戍司令郭勋祺任教官,教学内容和上海大学相同,分社会科学和文学两大类,科主任由中共地下党员担任,开设国文、外语、社会学概论、社会进化史、文学概论等课程,重在培养学生的革命思想。

重庆高中受中共川东特委直接领导,秘密建立了党支部,在教师、学生中形成一个坚强核心,在120多名学生中发展共青团员30多人。中共四川省委对重庆高中非常重视,由刘披云和梁伯隆单线联系,项鼎、程子健也经常到校指导,学校的政治空气十分活跃,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同时,梁伯隆还和部队联系,开展兵运工作,从而引起刘湘的极度不安,重庆高中刚办一期,便以“经费无着”为借口,下令停办。

重庆高中停办后,梁伯隆在省委支持下,与张竟若、曾季鲁等中共地下党员一起自筹经费,在重庆南岸胡家祠堂开办西南学院,仍由梁伯隆任院长,有师生80余人。由于经费紧张,减少了一些教员,留用的全是中共党员或党的同情者,每月只发10元生活费。在党、团支部领导下,师生们仍保持了在重庆高中时的蓬勃朝气,学生中很多人,如杨锡蓉、廖井丹(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等成长为共产党员或革命骨干。在此期间,梁伯隆发动学生开展广泛的社会实践,师生们在西南学院邻近的铜元局(时为二十一军军械制造厂)工人中开办夜校,学生和工人交往甚密,厂方恐工人受其影响发生罢工事件,便呈请二十一军军部,下令巴县政府要求南坪乡长,迫使业主收回学校租房,并派出军警强行关闭西南学院。

成都办学

两次办学遭到摧残,梁伯隆已很难在重庆继续活动,根据党组织的安排,他回到成都。

在中共四川省委帮助下,1930年初,梁伯隆与杨村人、张竟若、曾季鲁等中共地下党员会同西南学院部分师生到达成都。经多方努力,冲破重重阻碍,创办西南大学,梁伯隆化名梁兴谷任校长,学校党组织由成华县委领导。学校主设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文学等系,梁伯隆主讲政治经济学。西南大学尽管物质条件差,生活非常艰苦,但在师生们共同努力下,仍办得生机勃勃,政治气息十分活跃。

为传播革命思想,梁伯隆主办了《西南日报》(后改名《锦江日报》),并在学生中组织“前卫社”“新兴剧社”两个进步团体,组织学生开展街头讲演、话剧演出等活动。演出过反映工人反抗资本家剥削举行暴动的《炭坑夫》,反映农民反抗地主、军阀压迫起义的《黑暗里的红光》等话剧,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唤起了广大工农的觉醒。

1930年5月4日,梁伯隆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民众教育馆,为成都各校学生作题为《如何继承五四运动精神》的讲演,到会学生深受鼓舞。临近暑假,成都发生抗捐罢市斗争,以西南大学学生为骨干的成都市学联作了有力声援,同时,成都桂王桥街的“江防司令政治部”及军阀部队中开办的军事政治学校,都成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军中策变运动的基地,这引起了反动军阀的震怒。为制止革命风暴,军阀们对学生运动实行镇压,梁伯隆接成华县委通知后,安排过于暴露的共产党员离开成都,他自己仍坚守岗位,隐蔽在泡桐树街西头最末一家院子里。

不幸被捕

1930年6月8日,成都市学联学生准备在仁厚街西南大学二院召开执委会。梁伯隆得到“敌人将要来搜捕”的情报后,马上骑车去制止。当执委们正要转移时,三军联合办事处军警团的军警已经赶到,梁伯隆和几名执委当场被捕,国民党四川省政府随即下令“一周内解散西南大学”。

为了抗议,西南大学学生会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护校运动,召集大会小会进行街头宣传,控诉军阀暴行,要求释放梁伯隆等进步人士,呼吁各界给以援助。街头宣传的学生,先后有几十人被捕。1930年8月18日凌晨,军警团联合办事处、谍查处和成都警察第三署奉命出动大批军警包围了西南大学一、二院,抓走张竟若等80多名师生,查封西南大学,岷江大学、民立大学等大学也被查封,成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视死如归

梁伯隆在被监禁的4个多月时间里,受尽酷刑,但始终保持乐观主义精神,坚贞不屈,与敌顽强斗争,他坚信:国民党反动派必垮,共产党必胜。敌人也曾以出任四川省教育厅长为诱饵劝降,梁听后斩钉截铁地回绝:“我宁为共产鬼,不作民国人!”同时,他仍时刻关心革命斗争形势,与地下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广汉起义的消息他最先知道。党组织和他的亲友们曾多方设法营救,于右任、蔡廷楷、熊克武等也拍电报给三军办事处要求释放梁伯隆等。梁的亲属到监狱看他,告诉他营救情况,梁听后笑着说:“我的事不要紧,汉州(广汉)发生兵变,策动邓锡侯的独立旅打出红旗,今天可能见报,你们要看,多看我几眼,恐怕以后长别了。”

1930年10月28日下午,国民党军警团准备处决梁伯隆。面对死刑,他在狱中写下遗诗:“为党为民尽生死,勇斗魔鬼志更坚,要杀吾头何所惧,共产真理留人间”。10月31日,临刑的这一天,他身穿西装,昂首挺胸,神态自若地坐在囚车上,沿途不断高呼“打倒军阀”“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所到之处,人们怀着悲愤心情目送这位英雄的战士。就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义正辞严地发表演说:“你们国民党可以杀我,但我相信你们的日子也不会长久了。”在刽子手的刀枪下,梁伯隆面不改色,镇定自若,把刑场变成控诉反动派罪行的讲坛,足足演讲了一个半小时。监斩官一再催促,最后他说:“我为千百万劳苦大众而死,我死得光荣。胜利是属于我们的,革命一定能成功!”刽子手杀害他时年仅26岁。

面对死刑,梁伯隆是何等的从容,何等的坚贞不屈!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为了远大的崇高理想,他不怕杀头,不受利诱,威武不屈,视死如归,令人肃然起敬!

当天夜里,西南大学部分师生秘密地为梁伯隆举行了追悼会,一位进步人士写了一幅挽联:“毕竟英风千古在,黄花陇上且勾留”,以表达对他的崇敬和哀思。

方志四川 篆刻:殷智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杨 鸿 周先莹 【 江安县委党史研究室( 江安县地方志办公室)】

来源: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终审:唐志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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