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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薇 ‖ 我的父亲牟航远

作者:牟薇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办 发布时间:2019-06-12 17:12:19 浏览次数: 【字体:

父亲离世已经十多年了,若不是因他的一幅航拍照片引起反响,他的名字似乎已快被时间所湮灭了。女儿眼中的父亲都是最好的,这篇忆念文章通过他人、父亲的友人同事和亲人的点滴回忆,并釆用父亲的笔记,从不同的视角汇编还原我心中的父亲,仅以此文纪念父亲90诞辰。

  2018年11月22日,我在亲友微信群里写了这段话:“今天去看了省文联主办的纪念改革开放40年文艺特展,爸爸的作品在展览大厅最重要的位置,为了与这张作品进行对比,策展人李杰他们专门组织了一次航拍,右边那幅就是今年10月在相同的座标位置拍的,不过因现在高楼较多,在550米低空拍摄的。妈妈今天说:爸爸那张照片是1978年拍的,那次航拍还是很惊险的,空军直升机执行航拍任务,并有空军航空兵陪同爸爸,航拍完降落后才发现,给爸爸系的保险带并没有系好。当时为了拍出更好效果,爸爸还在机上伸出身体拍摄。真是太险了,有神护佑。我也记得当天爸爸讲述过的。组委会很重视爸爸的作品,特意制作了一幅作品送给我们作纪念。这张承载着这座城市和市民记忆的照片,给参观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五叔牟昭远在微信群里回应:“1978年,我刚调到西昌铁路分局宣传部工作,出差到成都买照相机,还是二哥带我到春熙路器材店找一个姓王的买了一台海鸥4A型双镜头相机,所以知道二哥航拍之事。40年过去,往事历历在目且永记心间。”我补充说:“我编辑的四川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成都街巷志》中,除了选用了这张表现锦江两岸三桥的照片,还有人民南路、华西坝、跳伞塔、城北体育场、东郊等多张航拍照片,这些照片都是爸爸拍摄的。”

成都市中心航拍图(1978年牟航远 摄,作者供图)

2018年10月 上图相同位置特约摄影(作者 供图)

 40年前,父亲用他的摄影镜头从空中俯瞰,记录了成都市中心的面貌和色彩。锦江三桥两岸,老南门大桥,锦江大桥,新南门大桥,由近及远。天空的蓝投射在锦江中,江天一色,空中俯瞰出了梦幻般的色彩。锦江两岸,醒目的锦江宾馆和锦江礼堂—50年代兴建的对称方正的苏式建筑群落。民居大多是清末民初时期的砖木结构黑灰色瓦屋,红色建筑大体是机关单位和工厂学校,也有民居,是那个时期的新房子,70年代砖混材料建造的这种红色建筑,融合了苏式和明清时期建筑的风格。烟囱星落棋布,不远处田野平畴,锦江穿城而过,远处高大的烟囱喷出浓烟,那是东郊工业区的标志,南北走向的龙泉山脉横亘逶迤延至天际。这就是40年前成都的模样。

 好在有这样一张全景式展现城市面貌的照片,我们过去生活的城市原来是这样的,亲切典雅,城乡结合,古朴祥和。两张航拍照片对比鲜明,展现时代和城市的巨变,观者感叹和感伤交织,试想寻找过去的坐标原点,回首时光的河流。凝视着父亲留下的影像,去追寻去追记远去的父亲。

 父亲没有念过什么书,他有6个兄弟姊妹,家里没有经济来源,生活拮据,母亲早逝。父亲小学毕业后就失学了,在丰都县可一照相馆学徒。他少年开始自食其力,毕生勤奋好学,靠自学成才。他的学习能力很强,来自他父亲和兄长的影响。祖父原名牟鸿宾,因学业优异,丰都县知名国学先生朱老师给他改名为牟王臣。君王第一,臣子第二,借此寓义。大哥牟伯言考上国立中央大学哲学系,家里打算让他放弃升学到印刷厂学徒,后来还是靠祖父的几个朋友资助完成了学业。他大哥大学毕业后,到重庆沙坪坝树人中学任教,父亲也跟随大哥从丰都到了重庆,在银光照相馆工作。

丰都县城旧貌(图片来自网络)

 父亲是怎样从一个照相馆的学徒,成为了一个摄影家和出版社的高级编辑的?在他1982年的《业务自传》有以下一段文字:

“1949年我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那段时期的学习和工作,对我取得摄影技术理论与实践很有帮助。在那里除了参加拍摄乡村平民教育活动,如识字、卫生、农业等科普教育的照片外,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摄制大量适合农村教育的科普幻灯片。我们的工作地点设在重庆北碚(平教会下属)。当局为培养平民教育人才,选派我们几个青年人旁听教育系的电化教育课程,并协助老师辅导学生的摄影实习。在这里的工作和学习学到的东西,是解放后我参加革命进入文化部门工作的起步。”

 父亲这里提到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是由教育家晏阳初先生创办主持的,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资助,得到实业家卢作孚先生大力支持。晏阳初先生在1943年被推举为对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之一,与爱因斯坦、杜威、福特、莱特兄弟齐名。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晏阳初的名字一直被避讳忘却。晏阳初认为积贫积弱的中国,问题在于民众的“愚、贫、弱、私”,他针对社会痼疾,实施一整套乡村建设措施,与一批有志之士开展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以期达到强民救国的目的。建国后,晏阳初先生被迫中断伟大的社会实践离开了中国。父亲给我们讲过,他记得晏阳初先生离开乡村建设学院的场景:师生夹道送别,晏阳初乘坐一辆福特吉普车黯然离去。

晏阳初(图片来源:中国档案)

 父亲因有摄影和暗室冲印技术,去到晏阳初先生的平教会下属的乡村建设学院工作。从仄逼的小相馆走向一个以服务大众改良社会为己任的新天地,精神蜕变,生活充实,他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他在那里受到了正规的训练,激发了极大的工作热情,工作十分出色,因而受到重视,作为骨干得到加强培训,一边工作,一边上学。乡村建设学院是为平民教育运动准备高级人才,从事短期课程训练和相当于师范等级的工作人员的训练而开设。

 父亲如饥似渴地学习,勤奋愉快地工作,在乡村建设学院的工与读,是他人生的宝藏,使他受益终生。2005年父亲生命最后的时光,在病榻上他要我给他买一本晏阳初的传记和王永梭的谐剧音像制品。我去了几个书店却一无所获,不知道父亲有多失望。以往父亲精力充沛,事无巨细都是自己做,很少要求我们子女为他做什么事。多年后我才明白,父亲生前要我为他买的那二样东西,都与他年轻时候那段充实愉悦的精神生活有关。他喜欢谐剧是受大哥的影响,他大哥和沙坪坝的许多教师、大学生都喜欢王永梭的谐剧。想起来自己十分自责和遗憾,如果那时我想方设法去寻找那本书和那册音碟或相关读物,一定会满足父亲的愿望,这件事一直萦绕在我的心里。

1949年,牟航远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期间制作用于教学宣传的幻灯片(摄于璧山县,作者供图)

 上世纪50年代初,乡村建设学院合并到川东行署教育厅,川东行署、川西行署合省后,父亲调到四川省文化局电影处。得益于在乡村建设学院积累的工作经验,父亲在电影处工作得心应手,训练有素,颇得领导赏识,加薪提级,预备入党。1957年,有几个同事不满有的领导相互提供公家的生活补助金,写了大字报正在商量取什么标题,父亲偶然路过时出主意题作“礼尚往来”。后来的“反右”运动,父亲因此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与省文化系统的100多名干部下放到凉山州会理县农村。

  那时候姐姐2岁,我1岁,妈妈年仅24岁,全靠元气充沛乐观坚韧的妈妈支撑着年轻的家庭,庇护弱小的生命,度过艰难的日子。父亲身陷困境,自强不息,他热爱电影艺术,熟悉电影技巧,在繁重的体力劳动后,埋头创作一个电影剧本,期望发挥自己的特长,返回工作岗位,争取到峨眉电影制片厂工作。直到1959春节,父亲才从会理益门煤矿返回,调到四川画报社工作,结束了黯淡苦闷的日子。

  父亲“因祸得福”,从行政工作转为摄影专业工作。回到家的幸福感,工作的自主性,更符合父亲内心的需求。他充满激情,干劲十足,拍摄了一批经典黑白摄影作品。1959年为庆祝国庆十周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组织新华社四川分社、四川画报社、峨影厂等单位的摄影人员拍摄峨眉山,当年出版的中英俄文版的《峨眉山》画册有三分之一的作品都是选用父亲的拍摄的作品。很快父亲就被调到出版社工作。1959年是父亲摄影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儿子牟桓于1959年底出生。

《峨眉山》,195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封面作品《华严顶》(牟航远 摄,作者供图)

 父亲的好友剧作家徐棻阿姨在《师长·局长·市长》一文中回忆了一件往事:“这是1959年冬天,我正重病在床。每天,由羽军背着我,到画报社接受批判。某次,批完后羽军背我回家,不巧天下大雨。画报社摄影师牟航远(后为四川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心有不忍,打着伞一路相送。他伞上的雨水在流,我脸上的泪水在流。牟航远尽量靠拢我们,像是要传送点温暖和勇气。谁知,他下午去上班就挨了批评,说他没有和我划清界线。”

  父亲为人温和敦厚,内心孤傲,有情有义。妈妈讲了他的一次“雪中送炭”:出版社诗歌编辑张扬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被隔离审查,父亲十分同情他,不时给予关心,下雪天还给他送去一个木炭燃得旺旺的烤火盆。这件事张叔叔难以忘怀,这是他们友谊的底色,退休后他们还经常在一起喝茶打麻将。

 父亲一生淡泊名利,襟怀坦荡。上世纪80年代初,四川省摄影家协会换届改选主席,主席团提名父亲拟任协会主席,他却推辞不当,提议由资格更老的张艺学先生担任主席,他愿意支持并协助工作,父亲后任摄影家协会副主席。80年代初香港彩色印刷制版进入内地,父亲的工作涉及很多彩色画册印刷业务,香港方面送来酬金,父亲坚决不收,实在推不了只好交公。对方明白父亲的态度后,特别邀请他去香港旅游,由他牵头组团,可他没有配合办理相关手续,因而这个香港出访团也未能成行。父亲就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一个纯粹的人,在我们成长过程中父母少有教导,以身作则的本色家教无形中滋养着我们。

1968年,牟航远全家在成都锦江边合影(牟昭远 摄,作者供图)

  摄影家陈锦是父亲的学生和同事,2005年父亲自编摄影作品集《行走山水》时,约请他写序文。当我重读这些文字时,感受到他对我父亲深厚的感情,对父亲的创作和为人的理解。陈锦写到:“记得1978年盛夏,我刚从高考战场上搏杀出来,为消散一下疲惫的身心,邀约儿时的朋友登游峨眉山,却不想于华严顶上邂逅了正在进行摄影创作的牟老师,欣喜之余得知,他已经在山中驻留半月之久,为了捕捉峨眉仙山的神韵,白日里穿林攀岩,随云来雾往,细心观察景物的万千变化,黑夜中与古佛青灯相伴,感悟自然,体味人生。我了解到,牟老师拍摄峨眉山已经好些年头了,成就过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好作品,但他每次来到这里都会始终保持着一种敬畏感,按他的话讲,人世间一切纷争困扰在大自然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拍摄大自然的过程其实就是荡涤胸怀追寻心灵归属的过程;大自然也是一面纤尘不染的镜子,镜子里可以看到一个完全真实的你自己。其实,牟老师的摄影作品就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对人生有着坚定信念,对事业有着执著追求,对功名利禄能够泰然处之,对家人、朋友、同事充满仁爱之心的可敬的老人。”

  父亲从事几十年摄影工作,几十年编辑工作,他在生命最后编辑的一本书,是他自己的摄影作品集《行走山水》。

《行走山水――牟航远摄影作品》,2006年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封面作品《长江三峡》(作者供图)

 2006年8月,《行走山水一一牟航远摄影作品》出版,姐姐和我为父亲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这年我们去埃及旅游带去了父亲的摄影作品集,并将《行走山水》画册捐赠给了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具有3000多年历史的亚历山大图书馆。那天正值中秋,在皓月当空的红海边,姐姐和我对着圆月和大海告慰天上的父亲。2006年12月25日,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Sohair F. Wostawy博士来信:“牟薇小姐:我代表亚历山大图书馆,向你表达我的衷心的感激之情,感谢你捐赠《行走山水一一牟航远摄影作品》摄影画册给我们图书馆。你的礼物将作为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宝贵工具,它将被当代和未来一代所欣赏,并世代相传。”父亲的书有了更多的读者,父亲会感到高兴的。

 不为人知的是父亲的摄影冲印技术也是一流的。他从40年代就有过硬的冲印照片的技术,从事摄影工作以来,一直坚持摄影创作和后期制作,他认为两者相辅相成。因工作需要,他是四川省内最先搞彩色摄影和后期制作的,摄影器材和彩色冲印制剂都是国外进口,需要打报告申请外汇额度,采购齐备后,找科技英语专业人士翻译英文说明书,然后开始试验,记录过程,一步步地走向成功。这种人工控制彩色照片冲印方式早已由数码技术取代,这里有必要引用我五叔记录父亲当年工作的详细介绍,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彩色照片还是很稀罕的东西,更不要说自己拍摄、冲印。二哥在较为困难的条件下,专研彩色拍摄的各项技术。那个时候,拍完一卷彩色胶卷后,还需在一盏500瓦灯泡的照射下,将胶片正、反两面均匀地再进行第二次曝光,然后再配制显影、定影,才算完成整套工序。而配制显影液、定影液的工艺则更加严格,所用药粉计量要用天平秤称量,必须百分百的准确,哪怕是正负0.01%的误差都是不允许的,否则将前功尽弃,功亏一篑。经二哥不懈努力,一幅幅色彩饱和绚丽多彩的照片由此诞生。当时在全国,只有设在北京的中国图片社才有能力冲印彩色照片。二哥是整个大西南、大西北制作彩色照片的第一人。”

 父亲长期从事专业工作,工作十分忙碌,放假期间还常在工作,有单位的拍摄任务,如大邑地主庄园、泥塑收租院,都江堰水利工程、彝族翻身奴隶批林批孔等题材。他的摄影作品背后的时代,与当下也是息息相关的。

 2017年,我弟牟桓的微信《安仁镇里的“学习班”》作为艺术作品,在安仁双年展展出,反响强烈。父亲在安仁镇拍摄的泥塑《收租院》创作场景照片和他拍摄的四川人民出版社职工在安仁镇学习班的合影,牟桓创作的油画冯喆饰演电影《南征北战》高营长的肖像,以及他往事叙述和感悟,构成了这件微信参展作品。重温历史片段,观众与作者共同赋予了这个微信作品的内涵和力量。

牟桓2017年安仁双年展微信作品《安仁镇里的“学习班”》,展示了二幅牟航远摄影作品(作者供图)

  同年,姐姐牟兰有感而发,写了一篇随笔《我的1977》,讲述了她参加高考的曲折又奇异的经历,写到了父亲的摄影作品《幸福光》给她的幸运感和幸福感。“1977年是中国巨变之年,也给我们全家带来喜人的变化。我爸爸1976年拍摄了一幅彩色舞台剧照,这年末,题为《幸福光》的1977年年历出版,表现的是一对年轻漂亮的彝族青年欢歌热舞,迎接彝寨有了电灯的新生活。十年浩劫中,人们对八个样板戏式的工农兵形象司空见惯,《幸福光》全新的形象,绚丽多姿,幸福洋溢,让人如沐春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一个新年,1977年新年家家户户都贴上《幸福光》的年历。四川人民出版社当年《幸福光》多次再版,创下发行百万张的纪录。

《幸福光》舞台剧照1977年年历,1970年代四川最早的畅销出版物(1976年牟航远 摄,作者供图)

  这一年,我们家也成为幸福之家,妹妹从农村招工回到出版社工作,弟弟从学校被13军招为特长小兵入伍,我成为“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高考入学的,中国教育史上有特殊标志的77级大学生。“明天即将迎来新的一年,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入学40周年,讲述这个铭记在心的故事,汇集中国改革开放的点点滴滴,因为我们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实践者和见证者,历史的书写者。”

 2018年3月20日、4月4日“永远的华西”和“方志四川”微信公众号分别发表了桑宜川先生《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与四川轶事》一文,讲述了美国《国家地理》报道四川的缘起及影响:1982年,美国《国家地理》摄影记者 Cary Wolinsky (乌林斯基)来中国采访拍摄专题故事Silk—the Queen of  Textile《丝绸—纺织皇后》,姐姐牟兰担任翻译。在陪同《国家地理》杂志记者到沿海省市采访的几个月中,牟兰总在他们面前提到自己的家乡四川,牟兰问摄影记者乌林斯基:“为什么《国家地理》不做一个四川故事?”那时四川还没有对外国人开放,乌林斯基说:“如果你能得到许可让我去四川采访,我当然乐意。”二年后乌林斯基果然收到了来自四川的采访邀请,在我父亲和姐姐的积极引荐下促成了此行。1984年,由四川省外事办公室邀请接待,《国家地理》乌林斯基团队进入四川釆访,从工农业人文历史到城市生活及风景名胜深入釆访,还采访过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省长蒋民宽,以及最早富起来的个体户“杨百万”和一些普通人。当时四川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正处于大力改革之际。乌林斯基后来对牟兰说,他去过世界很多国家和地方,但四川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1985年《国家地理》刊载了乌林斯基在四川采访的长篇报道,1985年9月期封面文章标题:Sichuan: Where China Changes Course 《四川—中国改革之源》。

扩展阅读:【方志四川•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第4期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与四川轶事

1985年9月号《国家地理》杂志封面及选页,摄影Cary  WoIinsky 乌林斯基(作者供图)

 1982年,父亲策划并任主拍编辑《童话世界九寨沟》画册,他组织摄影和作家一行到九寨沟采风拍摄。当时九寨沟属森工局林区,他们看到童话世界般的九寨沟还在大肆砍伐,采风团成员们心急如焚,催促南坪县委县政府停止砍伐保护九寨沟,口头讲还不行,后来想了一个办法:给南坪县几大领导班子放他们拍摄的九寨沟幻灯片,他们自己才发现原来九寨沟如此美!从此核心景区开始保护,停止砍伐。很快,《童话世界九寨沟》画册出版后,九寨沟扬名世界,当地由此转向开发旅游。

 父亲对四川改革开放的对外宣传,对四川的出版事业以及旅游事业发展的贡献功不可没。

20世纪70年代牟航远工作照(作者供图)

 2005年8月20日父亲在医院病房留下他最后的文字:

“ 80年代初,听说在四川西北部发现了一个绝佳的风景地带——九寨沟,被形容为“童话世界”“人间仙境”。为了争取在国内首先出版,我立即组织文字和摄影人员赶赴九寨沟创作。大约用了一个月时间,把画册编印了出来。这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第一次向全国推出的专题大型画册,名为《童话世界九寨沟》,出版反响很好,以至推动了旅游事业,海内外游客纷至沓来。⋯⋯不几年,又在西部高原发现了四姑娘山风景区。我对此十分振奋,立即组织一批青年摄影家:吕玲珑、彭小岷、陈锦、高源、王富弟、隋山川等进山拍摄。当时那里交通闭塞,生活条件艰苦,为此专门开了一辆客货两用车,在成都买了半匹猪肉、大量蔬菜等给养,浩浩荡荡,开赴四姑娘山。还有几个摄影人员开摩托车随行。在那里拍摄了20多天,回来立即整理编辑,当年就出版了《四姑娘山》。现在,九寨沟已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四姑娘山也评为国家级风景区。如果说我还有点贡献的话,这两件事值得一提。”

  这一页永远铭刻在我们全家人的心里。桑宜川先生《美国〈国家地理〉与四川轶事》一文发表后,有网友留言:“这些回忆是四川人的宝藏。”我的藏族朋友拥青来微信:“将会载入史册,让我们永远都铭记在心。特别是我们藏区旅游能走到今天,与前辈的努力分不开的。这些文史文物是财富,是世界的。”

 “伟大的风景默默无语”,思念您,亲爱的爸爸!

峨眉山风光(牟航远 摄,作者供图)   

 牟薇 记于2019年清明前


附 记


 2019年4月4日是父亲90诞辰纪念日,姐姐去邮件告知了《国家地理》摄影记者乌林斯基先生。当天,乌林斯基先生就回了信。读了他的邮件,我们全家深受感动。乌林斯基这篇文章信息量很大,讲述了我父亲与他建立的友情及给予他的帮助,记录了1984年《国家地理》采访四川团队,进九寨沟路途及工作的很多生动细节。这些回忆很有意义,且具有史料价值。我们还从中得到一个重要信息:一本宣传中国的重量级特刊——《〈国家地理〉镜头下的中国》即将出版向全世界发行!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中国将以一种可参照的历史面貌呈现给世界,这些打动过无数人的历史镜头,将会打动更多的人,为中国为世界瞩目。

以下是牟兰译的乌林斯基邮件全文:

亲爱的牟兰:

  我很荣幸有机会认识你的父亲牟航远,他是一个善良、睿智、优秀的摄影师。他给予我很多启发性指导,帮助我完成拍摄《国家地理》于1985年发表《四川—中国改革之源》的专题故事。他拍摄的《九寨沟》精彩的照片,激发了我前往九寨沟探寻奇观。我拍摄的珍珠滩瀑布奇景,首次发表在《国家地理》杂志上。这幅照片将很快在新一期的《国家地理》重新发表,标题为《〈国家地理〉镜头下的中国》。这是我拍摄九寨沟著名瀑布的故事。

 我挚友牟兰的父亲牟航远,是四川的著名摄影师,我去四川采访时拜访了他。牟先生给我看了他拍摄的一些九寨沟精美照片,鼓励我去那里采访拍摄。我第一次去九寨沟时,交通十分不便,我们费尽周折才达到目的地。那是1984年4月,从成都去九寨沟唯一的交通方式是乘四轮驱动车。我们的车沿着狭窄崎岖的山路缓慢前行,一路上不断有警示标志的红色小旗帜,每个转弯处都有触目惊心的危险警告。我们经过一辆翻倒在路上装运木材的卡车,木材撒了一地,有的掉进公路下边的河流里。沿途我们还看见有的卡车抛锚路边,司机在往过热冒烟的水箱浇水。后来我们的车也停了下来。道路被泥石流阻挡了。

 司机说,“我们得等啰。”“等什么?”我问他。“等人来清理道路”,他说,尽管还没有人出现。不一会儿真的来了一拨人,每人抗着铁锹和铁锤,他们花了几个小时将大石头砸成小石块,并搬走它们。我们又继续上路。

 在九寨沟,我拍摄珍珠滩瀑布时,瀑布比我想象的更加壮观,我很期望有藏族村民从瀑布顶上的珍珠滩上经过,但数天来没有见人穿过珍珠滩瀑布。我们怀疑这个传说是否真实,村民们十分肯定地说这是真事,但只有在赶集的日子里才会出现。

 赶集日的清晨,我们爬到对面山上寻找最佳角度。快到山顶时,我们能听到瀑布哗哗水声,但从树林中我们看不到瀑布。幸运的是,一队伐木工人用绳摆将我的摄影器材和我吊到一棵大树上,从空中俯瞰全景,我连续拍摄了藏族村民骑马通过珍珠滩瀑布的罕见镜头。

 1983年,中国总理宣布九寨沟应发展旅游,这个区域设立为国家公园。我拍摄照片那年,九寨沟刚开始开放旅游,游客开始蜂拥而至。随着经济增长,当地人文色彩的损失不可避免。九寨沟禁止在瀑布上骑马,禁止林业砍伐和农业耕种,豪华饭店拔地而起。到2016年,九寨沟每年吸引200万游客来访。

 2017年8月,一场7级地震重创九寨沟,死伤无数,珍珠滩瀑布轰然塌落。我33年前拍摄九寨沟的记忆已经淡忘了,瀑布消失了,但珍珠滩的影像却还在那里,珍藏在我工作室近50万张图片资料里。看到这张独特的珍珠滩瀑布照片,回想起当年拍摄九寨沟的故事,记忆鲜活,历历在目。

 在九寨沟珍珠滩瀑布消失之际,我也迈进70岁了。我决定在一个回顾影集中打开一些封存的照片,讲述一些有趣的故事。

 这个项目唤起我对牟航远先生的美好回忆,正是他的鼓舞才使我开始我的九寨沟之行,谢谢您,牟先生!

Cary Wolinsky 卡里. 乌林斯基

2019年4月4日

来源: 四川省地方志办
责任编辑:何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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