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达活佛（法名洛桑登真·扎巴他耶）是一位爱国、爱教的有道高僧。他精通五明，才华横溢，通医术，懂音律，是藏人领袖。先后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他与人民政府肝胆相照、心心相映，以至最后以命相许。

1902年，格达活佛出生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县一户普通平民家里。5岁时被选为灵童，随后在甘孜县白利寺坐床为五世格达活佛。17岁赴拉萨哲蚌寺学习。潜心苦读，24岁获得“格西”学位。他婉拒留在拉萨的机会，回到四川藏区，选择了为大众“布道”。他创造的“格达弦子”，深受当地百姓喜爱。每当节日，人们就在这优美的旋律中尽情起舞。

别具慧眼，远见卓识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经过四川藏区，国民党反动派勾结藏区的反动喇嘛和土司头人，组织反动武装，企图阻挠红军北上。同时对共产党和红军大肆造谣诬蔑，警告群众不准卖粮给红军，不准给红军带路，不准当通司(翻译)，胁迫群众放弃家园上山隐藏，妄图置红军于绝境。

藏区人心惶惶。这时，格达活佛却派人打探红军动向，倾听红军的宣传。在红军到达甘孜后，他亲眼看到了红军官兵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尊重藏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保护寺庙，不伤害百姓，由此判定红军确实是一支人民的军队，是藏族人民的好朋友、大救星。他决定靠拢红军，并将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向群众广为宣传。他派人上山，召回躲在山上的群众，动员群众卖粮给红军；并亲自到附近的亚龙寺、更龙寺，说服僧众出钱出粮支援红军。在他的威望和带动下，不少藏族同胞消除了顾虑，纷纷返回家园。格达活佛还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为红军筹备粮草，仅白利寺就支持红军青稞3万余斤，豌豆4千多斤。一本藏文记录的粮册和几张巴掌大小的红军打给白利寺的收条真实的再现了这一历史。

格达活佛支持红军的行为得到了红军高层领导的关注。朱德总司令到甘孜后，听说有这么一位活佛，就专程去白利寺看望。两人一见如故，在短时间内分别在白利寺和甘孜县城会面9次。他们互赠礼品，秉烛长谈，常常是彻夜不眠。格达活佛从朱总司令那里进一步认识了红军，进而懂得了什么是革命，为什么要进行革命的道理。格达活佛鼓励藏族青年参加红军，为红军提供支援并指责喇嘛生龙多吉敌视红军的行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1936年4月12日，红军与甘孜寺、白利寺签订了《互助条约》。条约签定后，格达活佛把它缝在自己的枕头里，直到1985年才被发现。1936年6月，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在甘孜县成立，格达活佛被选为副主席。

心系红军，情深义重

      红军离开甘孜北上，1936年7月1日夜晚，格达活佛和朱德总司令话别，两人亲切交谈。临别前，朱总司令在红缎上为格达活佛写下：“红军朋友，藏人领袖”的题辞，并将自己的八角军帽赠送给他，对他说:“这顶帽子留给你，看到它，就像看到了红军。少则5年，多则15年，我们一定会回来。”

“红军走了／寨子空了／寨子空了心不焦／心焦的是红军走了。”“云雨出现在天空/红旗布满了大地／未见过如此细雨／最后降遍大地／啊／红军／红军／今朝离去／何日再回。”红军走了，每当思念至浓，格达活佛就寄情于诗歌。这样的诗，他写了40多首。他还将红军留给他的一张军用地图挂在自己的宿舍里，一心惦记着朱德总司令告诉他的话，红军一定会回来！

红军离开甘孜县后的第二天，喇嘛生龙多吉一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支持下，便公开出来抓捕和屠杀博巴政府的组成人员和红军伤病员。有的被抓去当国民党的兵，有的被杀害，有的被挖去双眼，有的财产被抢劫一空。格达活佛对此极为震惊，冒着生命危险前去劝阻，并把红军留下的轻伤员尽快转移到当地群众之中分散保护，自己的亲妹妹也认领了一名红军伤病员。一些重伤员被悄悄接到寺庙中，仅白利寺和附近村寨里，就收留了200多名红军伤员。格达活佛本身精通医术，亲自为伤员进行治疗。为安全需要，他给每个伤病员都起了藏族名字。一些红军病愈后，愿意回内地，他就派出亲信，带上写给沿途头人的信，将他们送到道孚。205名红军先后被安全送到道孚，交由亚六甲活佛派人转送到康定，重新走上北上抗日的道路。

1937年，红军走后的第二年，格达活佛为了避开国民党反动派的纠缠和迫害，便带着苏维埃甘孜博巴政府的印章、文件，到西藏拉萨避难。在拉萨期间，他十分想念红军，把自己珍藏的一张朱总司令的照片供在佛堂里，经常为朱总司令诵经祈福，为红军祈祷平安。他经常打听红军的消息，向拉萨的友好人士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在拉萨一住就是10年。

1950年3月，西康解放。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军北路先遣支队到达甘孜县，已经回到白利寺的格达活佛听说解放军要来，高兴万分，立即从白利寺赶赴甘孜县城拜会十八军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迎于10里之外。一见面，他就激动得拉着吴忠的手说：“朱德总司令真是一位神将，当年红军离开甘孜时，他曾告诉我，红军15年左右，一定再回甘孜，今天你们果然回来了，正好15年。太了不起啦！”

悲天悯人，慷慨赴难

      此时，解放西藏的昌都战役马上就要展开，吴忠向格达活佛介绍了中央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和政策，并征询他的意见。格达活佛听后，详细讲述了他所掌握的西藏情况，以及他对“实现和平解放西藏”的一些想法。他说：“我在西藏上层人物中，有不少熟人，为苍生计，避免生灵涂炭，为减少进军西藏的阻力，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想到拉萨宣传解释中央的政策和主张。”

吴忠和天宝向西南局和中央报告了格达活佛去西藏的请求，不久收到朱总司令复电，对格达活佛的爱国热情深表嘉许，但认为他目前入藏安全无保障，邀请格达活佛到北京重叙旧谊，并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将于6月中旬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之后再作决定。格达活佛收到复电后十分激动，“很想马上就见到他，等西藏问题解决以后，再去北京见总司令。”要求再次给朱总司令发报，重申初衷。朱总司令为格达活佛这种以国家、民族大局为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精神所感动，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并明确指示：“要在安全有保证的条件下才可以前行，即使出发，如果发现问题，也应立即返回，不可冒险。”

1950年7月10日，格达活佛不顾危险，和几名随从扬鞭起程，入藏劝和。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一起上马，与格达活佛并辔而行，十里送别。

格达活佛先到达昌都，不顾旅途疲劳，立即四处奔走，向昌都地方当局和各族各界人士苦口婆心地宣传讲解《共同纲领》和党的方针政策，受到了当地大多数上层人士和僧俗群众的拥护。但这一行动也引起了昌都地方当局中少数分裂分子的不满。这时英国特工和噶厦政府分裂势力在昌都还有很大势力，对格达活佛的行动异常恼火，精心准备后对他采取了行动。

英国特工是1949年大批进入西藏的。当年7月13日，特工福特到达昌都。福特的藏语学得不错，打听到不少情况，并把自己的特务机构扩大了不少。格达活佛到达昌都，使福特想起了离开拉萨前上级给他下达的几条指示。其中一条就是：阻止任何使西藏返回祖国怀抱的和平谈判的意图。格达是个有名望的高僧，并且决意要去拉萨，这让福特如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福特来到昌都总管拉鲁家中，表示：“同北京政府谈判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应该把格达阻止在昌都，不让他去拉萨。”

在当地势力的运作下，格达活佛搬到福特居住的楼下。一天，格达活佛来到福特居处要求使用电台发报，电商赴拉萨一事，福特亲自接待假装殷勤。夜里，格达活佛头痛不止。随后，昌都总管府的四品官楚噶吾以照顾格达休养为名，趁机软禁了他。过了几天，格达活佛不能吃东西，口吐黄水，四脚麻木，鼻子流血。但楚噶吾不准格达活佛的侍从及弟子接近。8月21日，格达活佛肠胃一阵阵绞痛，在吃了楚噶吾给的一颗丸药后，当天夜里即壮烈殉国。

格达活佛身体一直很好，雄健有力，在昌都短短时日就牺牲，且全身发黑，七窍流血流脓，皮肤一触即脱落，没人会相信这是巧合。昌都分裂势力为了推脱干系，很快焚尸灭迹。据活佛的管家称：活佛的骨头都是黑的。活佛的所有随行人员被押往拉萨“主持超度”。想回甘孜报丧的人员，也被拉鲁软禁于昌都。

功烈永垂，举国哀伤

      格达活佛遇害的消息传出，全国处于一种震惊和悲愤之中。邓小平提出关于格达治丧问题的四项办法：（一）责成西康省人民政府负责办理格达身后事宜；（二）委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张国华代表本会致祭；（三）拨治丧费一千万元（旧币）；（四）在渝举行追悼会，责成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负责进行筹备事宜。

在重庆，邓小平等800余人参加了历时3个多小时的追悼大会。刘伯承写了三幅挽联悼念格达，其中一幅写着：“具无畏精神，功烈永垂民族史；增几多悲愤，追思应续国殇篇”。

在雅安、康定、西昌三地，西康省人民政府拨治丧费一千万元（旧币），分别同时举行追悼会，并在白利寺为格达建立塔墓，以资纪念。

在甘孜县，十八军举行了近两千人参加的追悼大会，并举行公祭，全体列队举行绕灵仪式，群众反响极大。有人献上这样一幅挽联：“为真理，身披袈裟入险境，纵出师未捷身先死，堪称高原完人；求解放，手擎巨桨渡金沙，虽长使英雄泪满襟，终庆康藏新生。”

后来，毛泽东把亲笔题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锦旗，连同100包藏茶，委派中央慰问团和西南慰问团直接送到白利寺，并慰问了格达活佛的亲属。

格达活佛牺牲后，中央政府立即发动昌都战役，迅速歼灭西藏噶厦政府军主力，西藏解放。

格达活佛用鲜血作墨，在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画卷上，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甘孜的格达活佛纪念馆，每年都有很多人从各地来瞻仰缅怀这位弘扬正义、悲天悯人的佛门爱国爱教高僧。

（作者单位：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