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志·军事志》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发布时间:2017-02-23 19:47:00 浏览次数: 【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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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志·军事志》概述

地方的军事历史和现状,与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发展变化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因其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同,又往往表现出自身的特殊性。

四川位于中国西南部,介于东经97°21’~110°12’,北纬26°03’~34°19’之间。全省东西长1200余公里,南北宽900余公里。面积57万平方公里,为全国第五大省区。它东连湘、鄂,西衔西藏,北邻陕、甘、青,南接滇、黔。顺长江东下,可直达长江中下游各省,是西部出海咽喉;西溯嘉陵江、乌江、金沙江而上可抵西北、西南各地,是联接中国西南、西北和华中的天然纽带。

四川地势为东低西高。东部为四周高峻,中间低陷的典型盆地;西部为大幅度隆起的高原和山地。按地貌分为四川盆地底部地区、盆地边缘山地区、川西南山地区、川西北高原地区。

盆地底部地区,自西向东又分为盆西平原、盆中丘陵和盆东平行岭谷三部分。盆西平原位于龙泉山和龙门山、邛崃山之间,面积达8000平方公里。主要特征:地表堆积物丰厚,最深处达300多米,地势平坦,海拔450~750米,相对高差一般不超过20~30米;河网稠密,其密度为2.7~3.5之间,地下水位高。盆中丘陵,位于龙泉山和华蓥山之间,主要特征:地势低矮,海拔多在250~600米之间;丘陵广布,溪沟纵横;南部多浅丘,北部多深丘,多为坡陡、顶平的方山丘陵。盆东平行岭谷,包括华蓥山及其以东地区,由30多条山脉组成,北东走向,与河流相间平行分布。地貌特征:背斜谷山地陡而窄,宽5~8公里,高700

~1000米,其中华蓥山达1704米,为盆地底部最高峰;向斜谷山地宽而缓,一般达10~30公里,高250~600米,起伏和缓,山顶常成凹槽;局部有平原分布,梁平坝子最大。这一地区便于军队机动和实施空降,但成都平原因地下水位高,对构筑重型掩蔽部和工事有一定影响。

盆地边缘山地区,由一系列中山和低山组成。北有米仓山、大巴山,西有龙门山、邛崃山、峨眉山,西南有大凉山,南有大娄山,东有巫山等。山脊海拔多在1500~3000米左右,有的超过4000米。盆地边缘山地区山高谷深,层峦迭嶂,险关隘口密布,易守难攻,是四川盆地的天然屏障,对阻滞入川军事行动作用甚大。

川西南山地区,包括凉山州全部和甘孜州东南部山地。主要特征:山脉多呈南北走向,东西依次排列;多样的岩性,形成地貌类型复杂,有中山、高山、极高山和山原等,西部地表起伏大;多断陷盆地、宽谷和湖泊。川西北高原地区,平均海拔3000~4000米,相对高差除东南部超过200~500米外,其余为60~100米左右,多为矮山和宽谷相间分布;河流众多,沼泽发育,阿坝、红原和若尔盖之间尤为突出。这一地区交通不便,补给困难,机械化部队行动受限较多。

全省有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1419条,分属长江、黄河水系,以长江水系为主。长江水系各河流大多源远流长,除长江干流和上源金沙江外,有嘉陵江、涪江、沱江、岷江、乌江及大渡河、雅砻江等支流。东部盆地以向心状水系结构为特色,各河流均由盆地边缘山地从南北注入盆地底部,汇入长江;西部地区河流基本上均作南北走向,东西依次排列,构成平行状水系。按河流中下游常水期的水面宽度计,500米以上的1条(长江),200~500米的9条,100~200米的33条,50~100米的112条。年径流量季节特征明显,洪枯水位差异大。盆地内的河流,河床较宽,流速缓慢,便于开设门桥、浮桥渡场。上中游河段也有架设低水桥和水面桥的条件,个别河流枯水期可选择徒涉渡场;中下游河段江面较宽,渡河器材需要量大,工程保障任务重。高原地区的外流河,绝大部分河段为崇山峻岭,河流水急、滩多、落差大,桥梁缺乏,通船河段极少,水冷刺骨,人、马不易徒涉。川西北高原诸河,谷宽、流缓,易于渡越。江河是不易摧毁的运输线,是军队行动的天然障碍。四川河流多,克服或利用江河障碍是在四川作战必须重视的课题。

全省气候以亚热带为主体。盆地和川西南山地均属之。盆地底部为中亚热带气候,具有冬暖春早的特点。重庆附近的长江河谷,极端最高气温可达44℃。盆地边缘山地,大部分属北亚热带气候。川西南山地南部的金沙江河谷,具有南亚热带气候属性,海拔1400米以下地区,全年长夏无冬。川西北高原3000米以上地区属寒温带气候,全年长冬无夏。四川大部分山地,气候垂直变化明显。四川是全国降水量最多的地区之一,季节分布不平均,夏季最为集中。盆地西缘山地年降水量超过1700mm,有“华西雨屏”之称。雨季和高海拔、高寒地带为军事行动不利因素。

四川人口达10800余万,其中汉族约占96%。人口基数大,年龄构成轻,劳动适龄人口占全国10%,人力资源丰富,兵员充足。

四川自然条件优越,矿产资源丰富,又是全国农作物的主要产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已发展成为中国大后方的工业基地。机械、钢铁、化学工业位列全国前茅。机械工业主要分布在重庆、成都、德阳、自贡、绵阳、泸州、乐山等地。冶金工业集中于攀枝花、重庆、成都和江油4市。化学工业以成都、重庆、泸州、乐山、宜宾最发达。电子工业配置于成都、绵阳和广元等地。航天、武器制造等军事工业,在全国占重要地位。四川又是农业大省,粮食产量占全国10.16%,油菜籽、蚕茧、柑桔、桐油产量和生猪存栏数均居全国首位。战备物资雄厚,作战补给条件优越。

四川已基本形成水陆空立体交叉运输网络。全省有成渝、宝成、川黔、成昆、襄渝、内宜等6条铁路干线和9条支线,通车里程2877公里,省内较发达地区基本处于铁路的吸引范围之内。公路通车里程为9.7万公里,形成以成都、重庆、南充、内江、雅安等地为中心的公路辐射网,基本上沟通了各重要方向的公路运输。内河航运大部分通航河流汇集于盆地,形成以重庆为中心,长江为主体,岷江、沱江、嘉陵江、乌江为骨干的内河水运网。长江盛水期,千吨江轮可抵达重庆,500吨以下江轮可上溯至宜宾。嘉陵江昭化至重庆段,是迂回宝成、成渝铁路的辅助通道。民用航空以成都、重庆为中心,与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拉萨等城市和香港有定期班机往来。省内可直达西昌、南充、万县、泸州、大足等地,共有航线50余条。电讯通信事业发展迅速,省内至全国的通信网络已经形成,卫星信息覆盖全川。交通和通信的发展,为军队机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特殊的地理环境,优越的自然条件,丰富的资源,众多的人口,便利的水陆空交通使四川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自古以来,“取中原者必资以蜀”,多依赖四川的物力、人力以夺取天下;在统一的封建制国家形成后,四川则是历代王朝财赋和兵力的重要来源地;在封建王朝动荡时期,四川多次成为封建割据地区;当中原政治中心沦陷时,四川又成为坚持抵抗的大后方。四川历史上均是中央政权经营西南边疆的基地,是汉民族同西南少数民族在经济上、文化上互相融汇交流的重要通道,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起着重要的作用。纵观历史,四川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雄厚的军事潜力,在军事上是中国最理想的战略后方基地,是拱卫西南边陲的国防要地。

自1840~1911年清王朝覆灭的70余年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四川先后出现3次军事斗争高潮。

19世纪50年代以后,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推动下,四川人民的反清武装斗争掀起第一个高潮。1859~1863年,先后有李永和、蓝朝鼎领导的川滇农民起义,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所部太平军的在川军事斗争。两支起义军的武装斗争,给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

19世纪60~90年代,四川发生有一定规模的反洋教斗争近百次。大足余栋臣武装起义,是义和团运动之前在四川发生的规模和声势最大的一次反洋教军事斗争。20世纪初,随着《辛丑条约》的签定,民族矛盾加剧。在北方义和团运动影响下,四川出现了第二次人民武装斗争高潮。1902年,四川义和团活动遍及数十州县。其中,川西地区的义和团曾一度对成都形成包围。1900~1911年的四川义和团武装斗争对四川辛亥反清革命的兴起有重要影响。

自1906年开始,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会员先后在江油、江安、泸州、成都、宜宾、广安、嘉定、黔江等地组织学生,联络会党,开展兵运,发动多次反清武装起义,拉开了第三次武装斗争高潮的序幕。1911年9月7日“成都血案”发生后,同盟会在全省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形成第三次武装斗争高潮,最终摧毁了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并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四川人民为推翻清王朝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一时期,驻防四川的八旗兵和4镇绿营兵,武器装备落后,治军不严,营风腐败,训练徒有其名,战斗力十分低下。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四川各地大力举办团练。同时,改革世袭和世业兵役制度,仿照湘军营制饷章,招募乡勇,组建勇营(后改称防军);对八旗、绿营逐步实施汰弱留强,组建练军,部分更换武器装备,加强训练。后来又将防军、练军合并改称巡防队。20世纪初,四川奉旨开办军事学堂,并按步、骑、炮、工、辎等兵种编组新式陆军(以下称新军)。新军与旧军(八旗、绿营、巡防队)相比,在兵役制度、兵员条件、军队编成、武器装备、教育训练、军官素质上都有明显提高,初具现代军队的雏形。同盟会员和留日士官生加入新军,十分活跃。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四川新军部分官兵积极投身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华民国时期,四川战事频繁,经过捍卫民主共和战争、军阀战争、人民革命战争和八年抗日战争,到人民解放战争,迎来了四川的解放。

捍卫民主共和战争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在民主共和的招牌下窃取了临时大总统职位。四川辛亥革命政权也被袁世凯亲信胡景伊篡夺。

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讨袁战争。四川国民党人熊克武等于8月4日举兵响应在重庆成立讨袁军,各地民军也乘势而起。此役是四川革命党人为捍卫民主共和制度的一次壮烈斗争,不少志士献身疆场。讨袁虽然失败,但唤起了民众,也为以后的斗争奠定了基础。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实行帝制,遭到全国反对。同年12月25日,云南省首先通电起义,宣布独立,组织护国军讨袁,护国战争正式爆发。四川各地革命党人和民军纷纷树旗起义,响应护国,迅速形成燎原之势。四川是护国战争的主要战场,重要的战役有叙府之战、泸纳之战和綦江之战。护国战争粉碎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梦想,阻止了一次历史的倒退。

1917年7月,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解散国会,提出“拥护约法,恢复国会”,并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成立与北京政府对立的护法军政府。在孙中山的号召下,一场维护民主共和,反对军阀独裁的护法运动在全国展开。同年10月,四川国民党人组织靖国军,四川护法战争正式开始。12月上旬,滇、黔军以“护法”名义入川,在四川靖国军配合下攻占重庆、自贡等地。12月13日,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在重庆通电拥护护法,共同讨伐北洋军和投归北京政府的刘存厚等部川军。在川、滇、黔联军的强大攻势下,川军一、二、三师部分将领纷纷通电护法。1918年2月19日,刘存厚率部退出成都,撤向陕西。次日,联军攻占成都,四川护法战争结束。但围绕四川督军、省长人选问题,川籍党人的派系之争终于爆发。孙中山也遭到西南军阀的排挤,离开广州,护法运动宣告失败。

军阀相互兼并战争

四川护法战争前,滇、黔军,川军和国民党人组织的军事力量,在反袁旗帜下形成暂时的统一联合。反袁战争胜利,统一随之破裂,联合变为混战。滇、黔军与川军刘存厚为争夺四川军政大权,于1917年4月爆发川军刘存厚与滇军罗佩金和1917年7月刘存厚与黔军戴戡之战,标志着四川军阀混战的开始。随着“防区制”在四川的逐步形成,各军阀把防区和军队视为私人所有,在其所驻防区内招兵买马,扩充军队,征收赋税,委派官吏,军阀割据局面至此形成。1917~1933年,各派军阀为称霸四川,问鼎中原,先后爆发川军驱逐滇、黔军之战和川军相互兼并之战,混战次数之多,时间之长,危害之巨,堪称全国之最。其中以1932~1933年的刘湘、刘文辉之战,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投入兵力最多,全川大小军阀均先后卷入。仅荣威一战,双方死亡即达5万余人。在辛亥革命以来的20余年中,四川共发生400多次战争。军队由1万余人发展到50万人,常备团练武装10余万人,军队数量之多也为全国各省之首。1933年9月,二刘大战结束,刘湘获胜,得到蒋介石的支持,于10月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随即发动向红四方面军的全面进攻。1935年,蒋介石派参谋团入川,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统一四川军政,川军被整编为7个军另4个师、6个旅和1个路司令。

军阀混战期间,四川省的军事领导机关更迭频繁,有督军府、善后督办公署、川军总司令部等等。各派军阀根据战争的需要和地盘的大小,自定军队的体制、编制,自行组织训练和后勤保障。为巩固内部多建立封建的派系社团组织,灌输忠于本军的思想。1937年7月,经蒋介石第二次整编后,四川各军直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其人事、经理、装备均由军委会掌握。

人民革命战争

1926年,中共四川地方组织成立军事委员会,领导了著名的泸顺起义。这次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四川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它为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发动武装起义,创建人民军队,独立自主地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泸顺起义失败后,四川共产党人在敌人的屠刀下,前仆后继,坚持武装斗争,回击反革命逆流。1927年8月~1930年底,中共四川地方组织先后领导农民暴动和发动军阀部队革命兵变达32次。在其影响下,武装起义遍及全川。但由于敌人力量强大,又受到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加以缺乏武装斗争经验,大多数都失败了。1931~1935年,为配合土地革命战争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四川党组织又领导了37次武装斗争。9年间,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武装斗争涉及上百县,参加群众达10万余人,打出了四川红军的旗帜,建立了游击根据地。其中有3万余人的工农武装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

1932年12月,在四川军阀混战正酣之际,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挺进四川,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并先后粉碎四川军阀和国民党军的“三路围攻”和“六路围攻”,发展了根据地,壮大了红军队伍。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为北上抗日,开始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长征在四川境内的时间最长,重要战役最多,粉碎了国民党军和四川军阀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谱写了红军战争史上的光辉篇章。

抗日战争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四川成为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指挥中心和战略后方的主要基地,全川军民积极投入抗日战争。川军先后编组6个集团军,另2个军,1个独立旅共40余万人,开赴抗日前线,转战11省,参加淞沪、太原、南京、徐州、武汉、长沙、浙赣、常德、豫湘桂等重要战役30余次。四川是抗日战争重要的兵员基地,1937~1945年,国民政府在四川征兵总计340万,约占全国征兵总数的1/5。大批四川青年为保卫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生存,血染疆场,伤亡和失踪达64.6万余人。在日军对四川各地长达6年的野蛮轰炸下,全川军民积极防空,开展对空作战,粉碎了日军“以炸迫降”的企图。为支援抗战,四川人民节衣缩食,努力增产,开展捐献运动。在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四川担负国家财政支出的50%左右,八年总计,四川担负30%以上。四川人民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战争

1946年6月,蒋介石集团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在其统治区内横征暴敛,镇压革命群众,引发了四川人民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中心的爱国民主运动,武装起义遍及全川。在中共四川各地方组织的领导下,1947~1949年,先后建立了川东游击纵队、华蓥山游击队、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和金江支队,坚持武装斗争直至四川解放。

1949年11月~1950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一、四野战军各一部,在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西南军区司令员(前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的指挥下开始了解放西南的战役。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人民解放军先从东、南两路进攻,断敌退路,形成包围后,北路再发动进攻。东、南两路解放军突破国民党军防线后,一路由湘西向川东进击,一路从贵州迂回川南。1949年11月30日,解放重庆。12月上旬,解放军一部沿成渝公路挥师西进;一部由重庆向川南挺进。此时,解放军北线部队自秦岭南下,向川北急进。各路解放大军直逼成都。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中国共产党长期统战工作感召下率部通电起义。国民党军二十二兵团司令郭汝瑰也率3个师在宜宾起义。国民党军退守川西的其余部队已成瓮中之鳖。12月30日成都解放。1950年3月27日西昌解放。至此,川、康两省的解放战争基本结束。困守西南的国民党军90万人,其中大部被歼于四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驻川人民解放军(其前身系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坚持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三大原则,内部实行军事民主、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型的革命军队。

50年代初期,人民解放军驻川最高军事领导机关为西南军区。按行政区划,四川分设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军区,西康省设西康军区,各军区下辖军分区和部队,均隶属西南军区领导。1950~1951年,参加解放四川的各野战军先后调离四川,西南军区开始组建公安师,各军区组建公安总队、大队、基干团、独立团。1952年,四川4个军区撤销,成立四川军区。1955年,全国大军区调整,西南军区撤销,以四川军区为基础组建成都军区(兼四川省军区)。西康和四川并省后,西康军区撤销,其所属军分区、部队划归成都军区领导。1969年,成立四川省军区,隶属成都军区,下辖军分区(警备区)、县人民武装部和独立师、团及县中队。1983年后,又组建预备役部队。

50年代中期以后,有5个预备师、3个野战军先后驻防四川。驻川部队中还有空军、铁道兵、工程兵、解放军总部和国防科工委驻川机关、部队及军事院校。

为加强对四川国防建设的领导,先后成立中共四川省委民兵工作组(后改为人民武装委员会)、四川省人民防空委员会、交通战备领导小组、国防教育领导小组和征兵、招飞领导小组(临时机构)等。

50年代初,驻川部队肩负着建立和巩固新生革命政权,恢复生产,改造起义、投诚部队,剿匪平叛,支援进军西藏等伟大历史使命。1950年2~4月,在川、康两省迅速完成了大、中、小城市(地区)的接管并建立人民政权工作。1950年9月底以前,完成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部队40万人的教育、改造、整编工作。自1950年1月开始,川、康地区发生大范围土匪武装叛乱,部队立即投入大规模剿匪作战,至1953年共歼灭土匪79万余人,肃清匪患,稳定了局势。与此同时,协助农村建立基层政权,开展减租退押、土地改革运动,并组建人民自卫武装。1953年底全省已有民兵中队9981个,民兵346万余人,其中民兵基干团

39万余人。1950年1月,中共中央暨中央人民政府决定解放军进军西藏。西南军区第十八军在西北军区部队配合下,奉命担负进军任务。西藏地方当局拒绝和平解放倡议,十八军被迫发起昌都战役,打开进军道路。1950~1951年,川西地区人民和川、康部队支援运输军粮5.5万余吨,保障进藏部队的军需供给。1956年,少数民族地区开始民主改革,少数反动农奴主、奴隶主发动武装叛乱,驻川部队又抽出兵力执行保卫民主改革,平息武装叛乱的作战,至1961年底,叛乱平息,共歼叛乱武装14.5万余人。

至此,四川地区战事结束。人民解放军驻川部队在匪患基本肃清后,转入和平建军时期。1952年开始政治练兵、“三反”、整编和“向文化大进军”,拉开了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序幕。1953年以后,内地分区部队和院校开始学习苏军经验,开展正规化的军事训练和军队建设。1958年后,贯彻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精神,部队建设坚持“以我主为”,继承人民解放军光荣传统,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指导思想。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全川掀起大办民兵,加强预备役建设的高潮;部队出现学习毛泽东著作热潮和以推广郭兴福教学法为中心的群众性练兵活动;完成了支援西藏平叛作战、支援边境部队对印自卫反击作战和执勤、生产等任务。在这一时期,为适应国家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军队建设的需要,部队进行了三次精简整编,统一军队体制,裁减军队员额,走精兵合成之路。在裁减步兵数量的同时,加强各兵种建设,向以陆军为主体的诸兵种合成军队转变。与此同时,从60年代初开始,驻川部队遵照中央军委意图,开展了后方基地建设、防空工程建设和战略预备队建设,组织兵员、物资储备,做好随时支援全国,重点支援西南边防的准备。至70年代末,已形成全方位、多侧面、有重点的战备体系。

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驻川部队的建设受到严重干扰。但是,在制止武斗、协助地方恢复秩序、领导生产建设和部队战备、国防工程建设及其他各项工作中,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80年代以后,驻川部队经过整顿改革,实现了工作重点转移。遵照中央军委新时期战备工作指导思想,本着精兵、合成,平战结合,提高效能的原则,部队又进行体制改革。精简机构,裁减部队;减少军官数量,实行士官制度,机关、部队的一些军官职务改由士兵担任,改变官兵比例不合理的状况;压缩保障单位和地方部队,充实技术兵种部队;淘汰陈旧装备,建立多兵种合成的集团军,火力、机动力、突击力明显提高。部队由过去注重数量规模型向注重质量效益型转变。民兵进行了调整,减少数量,提高质量,建立有效的动员转换机制。针对驻川部队担负的重点任务,修订了作战基本预案和保障计划,并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后方基地和战略预备队建设,有计划有组织地抓了各项战备工作的落实。对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后勤保障进行了全面改革。各项工作出现了新局面,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有了更大发展,胜利完成支援边境部队对越自卫还击作战、训练、施工、执勤、生产等各项任务。

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人民解放军驻川部队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遵循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继承发扬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宣传队和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大力支援地方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积极参加修筑公路、铁路、抢险救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为四川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四川各级党委、政府加强对人民武装工作的领导,关心、支持部队的作战、训练、执勤、后勤保障以及干部转业、士兵退伍安置等各项工作,重视后方战略基地建设,积极开展拥军优属活动和全民国防教育。军政、军民团结无间的光荣传统得到继承和发扬。

四川人民有着为理想而献身的光荣传统和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人才辈出。清末有近代中国革命的先驱邹容、喻培伦、彭家珍。在抗日战争中,有李家钰、饶国华、王铭章、许国璋、王润波、张雅韵等抗日英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中更是英雄辈出,涌现出一批重要领导人才,其中以朱德、陈毅、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罗瑞卿、杨尚昆等为代表。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特级战斗英雄称号的有2人,其中四川籍战士1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12名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其中有4人为川籍战士。在对印自卫反击作战中,国防部授予战斗英雄(模范)称号10人,其中四川籍官兵有7人。在保卫珍宝岛作战中,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的有10人,其中四川籍官兵有3人。据统计,1990年以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川籍、驻川部队的英雄模范及四川民兵的英模人物共570人,其中在军内外影响较大的有79人,代表人物有张思德、黄继光、邱少云。他们的高尚情操、优良品德,为理想而英勇献身的精神,教育、鼓舞着一代又一代新人成长。

《四川省志·军事志》目录 彩页.pdf(32.73M)

《四川省志·军事志》概述.pdf(764K)

《四川省志·军事志》第一篇 军事体制.pdf(6.35M)

《四川省志·军事志》第二篇 重大战事.pdf(18.25M)

《四川省志·军事志》第三篇 军事训练.pdf(4.25M)

《四川省志·军事志》第四篇 政治工作.pdf(4.99M)

《四川省志·军事志》第五篇 后勤保障.pdf(3.36M)

《四川省志·军事志》第六篇 民众武装.pdf(4.24M)

《四川省志·军事志》第七篇 兵役.pdf(3.08M)

《四川省志·军事志》第八篇 人民防空.pdf(4.74M)

《四川省志·军事志》附录 编后记.pdf(4.5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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