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志▪电子工业志》 概述

四川电子工业在新中国成立前，基础薄弱，技术落后；新中国成立后，由国家统筹规划，重点投资，得到迅速发展，已经建成一个布局比较合理，专业门类比较齐全，技术力量比较雄厚，生产、科研、教育、服务基本协调发展的综合性电子工业基地，是四川新崛起的支柱产业。

一

四川电子工业发轫于30年代末期。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11月，国民政府移驻重庆。1938～1944年间，隶属军、政部门的5个电信工厂先后由南京、宜昌、长沙、桂林等地辗转迁到重庆和泸县，主要依赖进口元器件修理、制造收发报机、手摇发电机、电话交换机、白炽灯泡、电池等产品。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这些工厂全部或部分迁往南京、上海、天津等地。

1949年12月解放前夕，只有重庆电工器材厂、中央广播器材修造所重庆分所、重庆电信机械修造一厂、三厂及总厂一部分和在泸县的电信机料修造厂，共有员工980多人，生产用建筑面积6560平方米，各类设备、仪表1000多台。

1935～1949年，四川大学、重庆大学、中央大学(1937年迁重庆，1946年回迁南京)、中央工业专科学校、重庆高级工业专科学校和成都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等，先后开设有电机专业，培养了一批电信技术人才。中央大学、重庆大学曾进行过雷达、绝缘材料等项目的研究。

1949年12月～1950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泸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分别派出军代表接管了全部电信工厂并迅速恢复生产。抗美援朝期间，生产了收讯机、收发报机、电话机等通信产品5000余部，手摇发电机6200多台。

1953～1985年，四川电子工业经历了重点建设、三线建设、改革开放三个发展阶段：

1953～1965年，是国家重点建设时期。国家把电子工业建设摆到重要位置，把四川规划为电子工业基地，共投资5亿多元，先后在成都、绵阳等地新建21个骨干企事业，在重庆、成都、宜宾扩建改造4个老厂、1个学校。前苏联援建的全国156项重点工程项目中，电子工业有9项，其中有4项在成都，即西南无线电器材厂(现名宏明无线电器材厂)、锦江电机厂、成都无线电厂(现名新兴仪器厂，1965年划归航天工业部)和雷达探照灯厂(因产品技术落后，1957年停建)；前苏联增援项目：西南电子管厂(现名国光电子管厂)、成都电子管厂(现名红光电子管厂)、成都电机厂、长虹机器厂、涪江机器厂；依靠自己力量新建的项目有：成都无线电测量仪器厂(现名前锋无线电仪器厂)、中和机械厂(现名中和无线电厂)、西南半导体厂(现名亚光电工厂)、西南专用材料厂、涪江有线电厂、绵阳无线电器材厂(现名华丰无线电器材厂)；改建扩建的有：重庆无线电厂、重庆微电机厂、成都机械厂(现名南光机器厂)和宜宾电瓷厂(现名红星无线电器材厂)。全国第一所电子科技学院——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全国第一个电子专业研究所——西南电子技术研究所，也是这个时期建成的，在建设过程中得到过前苏联的援助。到1965年，共建成部属企事业单位26个，职工4．2万人，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3．69亿元，当年实现工业总产值8107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下同)。主要产品大类有地面雷达、机载雷达、敌我识别雷达、航空电台、无线电通信设备、载波通信设备、保密通信设备、电子专用设备、电子测量仪器、电子元件、电子器件及电子材料等。

重点建设期间新建的企业，建设规模大，设备和技术比较先进，职工队伍政治素质好。这些企业建成投产，为四川电子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技术、管理人才，为后来建设新工厂，扩散技术和产品，发挥了重要作用。1966年后，这些老企业在省内包建14个企业，技术援助7个企业，为贵州、陕西等16个省包建、技术援助41个企事业单位，还对国外进行过技术援助。

重点建设，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和关怀。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李富春、陈毅、贺龙、聂荣臻、李井泉、罗瑞卿、薄一波等先后到新建单位视察工作。部、省领导同志赵尔陆、王诤、刘寅、李大章等多次到现场指导。1954年5月，中共四川省委抽调郭克、夏明文、白锋等400多名各级各类干部到新厂工作。为配合重点工程建设，成都市新建大型砖瓦厂，扩建自来水厂，并进行道路、通信和商业服务网点的配套建设。电力工业部投资扩建成都热电厂。

重点建设期间，主要是“一五”时期的基本建设有四个特点：一是依托城市，布局集中，工业建设与城市建设同步进行；二是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严格按基建程序办事，确保工程按时建成投产；三是生产、科研与教育，整机产品与基础产品，统筹规划，协调发展；四是在有外来援助的条件下，注意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但是，在1958年“大跃进”中，基本建设急于求成，违反科学程序，致使工程质量下降，部分工程被迫返工；在生产上追求高指标，正常生产秩序被打乱，产品质量下降，造成积压和浪费。1960年7月，前苏联政府单方面中断协议，撤走专家，给正在进行的生产建设工作造成严重困难。从1961年开始，贯彻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工业七十条》，经过几年的努力，生产建设逐步走上正轨，混乱现象基本得到克服。

1966～1978年，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为改善工业布局，在全国纵深地区开展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四川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在此期间，国家对四川电子工业共投资6．5亿多元，占全国电子工业三线建设投资总额的25%。在广元、乐山、永川等地，新建零八一基地(现名零八一总厂，含1个整机厂、7个协作配套厂，1982年总厂调整为7个分厂)、旭光电子管厂、万众机器厂、新光电工厂、永星无线电器材厂、风雷器材厂、江陵电缆厂、新光机械厂(现名成都电视设备厂)、建安仪器厂、星华仪器厂、建华仪器厂、建川机器厂、庆光电工厂、星光电工厂和金川无线电器材厂。新发展的产品有炮瞄雷达、指挥仪、时间频率测量仪器、多路通信测量仪器、环境试验设备、电视发射和接收设备、射线仪器、电子计算机、集成电路、碱性蓄电池和电线电缆。新组建西南电子设备研究所、四川通信研究所、四川固体电路研究所、重庆光电技术研究所、四川压电与声光技术研究所和西南应用磁学研究所。第十一设计院从辽宁省锦州市迁至绵阳市。从1965年秋季开始，为建设“小三线”和加快电子产品的地区协作配套，地方电子工业得到较快发展，成都、重庆、自贡、内江、宜宾、绵阳等市地，陆续建成地方电子工业企业28个。到1978年，电子工业的企事业单位增加到103个，职工9．66万人，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10．2亿元，当年实现工业总产值3．15亿元，与1965年相比，职工人数增长1．3倍，工业总产值增长2．9倍。

三线建设期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不少老企业停产、半停产。新建单位大都分散在山区，交通不便；部分企业选址不当，建筑标准过低，给生产和职工生活带来许多困难。但参加建设的广大职工，发扬工人阶级的优良传统，动人事迹，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在三线建设中成建制的调动职工23837人，其中，在省内调动的8463人，从四川调往贵州、陕西等省的6178人，从北京、天津、石家庄、沈阳、广州等城市调到四川的9196人。他们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支援三线建设，服从组织调动，合家老小离开城市，迁到山沟，扎根三线，艰苦创业，保证内迁和新建工程按时投产，为三线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1979～1985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贯彻改革开放的方针，电子工业步入新的发展时期。在军品任务削减的情况下，努力扩大民用电子产品的生产，消费类电子产品的品种和产量大幅度增长，使军品为主的产品结构发生较大变化；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工作发展较快，开始打破封闭状态。据62个企业统计，1978～1985年，用于基本建设的资金4．14亿元，用于技术改造的资金4．15亿元；与国外签订技术引进、技术改造项目93项，完成59项。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扩大企业自主权，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企业内部实行与改革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大中型企业设立分厂，划小核算单位，下放部分权限，推行多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一切由厂部集中管理的体制开始改变。1985年7月，电子工业部将四川的38个部属企业、3个公司、4个职工医院下放，依托企业所在城市；广元无线电技工学校下放到省电子工业厅领导。改变了长期以来部属企业由中央主管部门集中管理的体制。3个省属电子企业也分别于1983年6月、1985年1月下放到所在市管理。改革开放方针的贯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1985年实现工业总值13．32亿元，比1978年增长3．2倍，平均每年增长22．8%，提前两年实现“六五”计划指标。

四川电子工业经过36年的建设，1985年末，系统内有企事业单位154个，职工12．74万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1．89万人，占职工总数的14．86%，固定资产原值15．69亿元。其中工业企业106个，职工10．86万人，固定资产原值12．26亿元；金属切削机床10449台，锻压设备2771台，专用设备13131台，测量仪器45977台；生产用建筑面积259．6万平方米；当年完成工业总产值13．32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2．93%，1953～1985年，平均每年增长28．8%。36年来，为国防建设、国民经济各部门和人民物质文化的需要，生产了大量电子产品，主要有：各种雷达11225部，通信设备3715台，电子测量仪器13．93万台，射线仪器13．17万台，微型计算机2836台，电视发射差转设备3176部，收音机318．6万台，录音机56．7万台，黑白电视机197．3万台，彩色电视机34．01万台，电子元件20．14亿只，半导体器件1．07亿只，电子管725．5万只，电线电缆34．66万公里/对，碱性蓄电池549万只，微特电机404．8万台，电子机械产品12万多台，各类电子技术应用产品94．53万台(件)。

除电子工业系统外，机械、航天、航空、核工业、兵器、船舶、邮电、冶金和中国科学院、解放军总参谋部等27个部门，在四川共建设研制、生产电子产品的企事业单位123个，职工5．69万人，1985年工业总产值3．66亿元，成为四川电子工业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些单位大部分是在三线建设中内迁或新建的。

四川电子工业产品门类较全，基本形成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整机类产品有通信、雷达、广播电视、电子计算机。通信工业有3个企业，生产22个大类产品，占全国45个大类产品的48．8%。1985年生产的无线电接力通信设备占全国产量的83．2%，载波通信设备占42．4%。涪江有线电厂是国内唯一能生产海缆通信设备的工厂。雷达工业有10个企业，到1985年累计生产的导航、警戒、机载、敌我识别、气象、航管等雷达，占全国同期产量的25．16%。有部分雷达出口，1980～1985年，创汇5000多万美元。广播电视工业有16个专业厂，5个兼作厂，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快的一个行业。1985年形成的年生产能力：黑白、彩色电视机150万台，收录音机50万台，录音机机芯100万套，高频头130万只，音频磁头800万只。生产电子计算机的有两个企业，生产能力比较薄弱，但在推广应用、软件开发和科研方面占有一定优势。生产电子元件的有47个企业，占全省电子工业企业数的44．3%，是生产厂点最多的一个专业。生产66个大类产品、190个小类产品，占全国81个大类产品的81．1%、275个小类产品的69%。生产电子器件及材料的有13个企业，生产23个大类产品，占全国26个大类产品的88．5%，其中，微波电子管、电子束管、电真空金属材料、半导体微波器件及微波混合集成电路等在全国同类产品中占有较大的优势。生产电子测量仪器的有7个企业，生产60个大类产品，占全国92个大类产品的65．2%，时间频率测量仪器在我国历次卫星、导弹发射中，作出了贡献。生产电子专用设备的有8个企业，研制生产了真空获得设备、真空应用设备、半导体器件工艺设备、电子元件工艺设备、环境试验及可靠性试验设备、空气净化设备等17个大类、600多个系列产品，截至1985年，为全国1000多个企业累计生产各类电子工艺设备12万多台(套)，建成生产线500多条。全省电子工业各行业共生产269个大类产品，占全国377个大类产品的71．3%。

四川是全国电子科研、教育力量较强的一个省。1985年，有部属专业研究所7个，工程设计研究院1个，承担一系列重大工程科研项目。电子对抗、压电与声光器件、半导体光电器件和磁性材料等专业研究所，属国内独有。工业企业内部设有50个产品设计研究所，担负新产品开发和专用设备的研制。据全省18所高等院校、8所中等专业学校所设电子专业统计，有专职教师3055名，其中有教授、副教授392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共为国家培养电子专业技术人才1．74万名。1978～1985年，电子工业系统内的院校、科研单位和企业，在国际会议和国外刊物上发表学术报告和论文222篇。林为干、刘盛纲等教授在电子理论上的贡献得到国际上的重视。

四川电子科学技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导弹、卫星外弹道测控系统研制的20多种应答机、信标机、安全指令接收机和地面配套设备，参加历次导弹发射、卫星发射和回收，向海域发射运载火箭和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等试验，设备工作可靠，性能优良，圆满完成任务。从1974年开始，为发射同步通信卫星研制统一测控系统和连续波中精度多站测量系统，作到方案一次成功，多项指标达到国外同类设备水平，1985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钱毋荒、李伯敏等在组织研制有关重大工程试验配套产品中作出突出贡献。1972年6月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块大规模集成电路。取得了106项半导体光电器件成果。1975年张福学等研制的压电陀螺，填补了国内空白，为我国导弹小型化作出了贡献。磁性材料的研制在国内居领先地位。1978～1985年，四川电子工业系统内共获得各类奖励1700多项(次)，其中获得国家优质产品金奖3项、银奖31项，部优质产品奖95项，省优质产品奖108项，科技成果奖1460多项。其中，科研单位获国家各类科技成果奖102项，国防科委、电子工业部科技成果奖461项，四川省科技成果奖59项。

四川电子工业的布局，是以成都为中心，沿铁路干线，次第展开，辐射布点，形成成都、重庆、绵阳、广元四个工业区。1985年，成都市有企事业单位52个，职工5．73万人，工业总产值5．23亿元，分别占全省电子工业的33．8%、45%、39．3%，形成科研、生产、教育、服务相结合，骨干企业多，产品门类较全，技术力量较强，具有一定综合优势的电子工业区。重庆市有企事业单位30个，职工1．65万人，工业产值1．91亿元，分别占全省电子工业的19．5%、13%、14．4%。绵阳市有企事业单位16个，职工1．66万人，工业总产值3．43亿元，分别占全省电子工业的10．4%、13%和25．8%。广元市有企事业单位20个，职工1．88万人，工业总产值1．53亿元，分别占全省电子工业的13%、14．8%、11．5%。宜宾、乐山、自贡、内江等市地有企事业单位36个，职工1．82万人，工业总产值1．21亿元，分别占全省电子工业的23．3%、14．2%、9%。1982年10月国家计委批准风雷器材厂(现改名四川五洲电源厂)由旺苍县迁绵阳市建设。1985年，根据国务院关于三线企业要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指示精神，决定将交通不便、信息不灵、水文地质存在严重问题的新光电工厂、旭光电子管厂、庆光电工厂迁至新都县兴建；万众机器厂、建安仪器厂迁重庆市南坪兴建；部分工厂和科研单位，在成都、重庆等城市建立分厂、分部，开设“窗口”，使工业布局更趋合理。

二

调整产品结构，大力发展民用产品，把四川电子工业由以生产军品为主，引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轨道，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经济效益，并由此引起了企业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

四川电子工业企业和科研单位，创建时的首要任务是为国防建设服务，为军队提供电子装备，为导弹、氢弹和卫星等重大工程提供配套设备和元器件。三线建设中兴起的地方电子工业，主要也是为了增强军事电子装备的配套能力。电子工业总产值中的军品产值一直占很大比重：1962年占83．41%，1965年占80．79%，1979年仍高达72．4%。与其他省市比较，四川电子工业的军品产值一直较高，1984年是军品任务大幅度削减的一年，四川完成的军品产值仍占全国电子工业军品产值的15%。50年代末，新兴仪器厂、锦江电机厂、重庆无线电厂等一批大型企业，曾开发出一批民用电子产品，1960年全省收音机年产量曾达到11万多台，占当时全国总产量的10%。1961年开展质量整风时，批判军工企业搞民品生产是“不务正业”，将民品生产全部停止，给以后实行“军民结合”造成很大思想阻力。实际上，军工企业生产任务不足，设备利用不平衡，技术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挥，经济效益低。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军品生产计划连年大幅度削减，以生产军品为主的企业面临着重重困难。1979年，邓小平指出，以后国防工业不再提“以军为主”，为军工电子企业调整产品结构指明了方向。在调整初期的1980年，地方电子工业即开始全力发展民品，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也比较灵活，调整产品结构进展较快。而部属企业多数思想认识转变较慢，且受到旧的管理体制的制约，发展民品生产的成效不大。经过7年的努力，民品生产不断发展，产值逐年增长。民用产品产值在全省电子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1979年的27．6%，上升到1980年的53．3%，而1985年达到73．1%，这个变化，主要是改革开放逐步深入发展所取得的：

一是由计划经济向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管理体制转变。从1951年1月四川的电信企业移交重工业部电信工业局统一管理时起，企业的年度计划、科研试制、劳动工资和财务计划等，统一由主管部门直接下达。计划下达后，任何单位无权改变，如需修改，必须经主管部门批准，企业没有什么权限。地方电子工业的计划是自下而上编报，由省电子工业主管部门平衡后，分报省计划委员会和中央主管部纳入年度计划。长期以来沿袭的所有产品都纳入指令性计划、靠行政办法推行的管理体制，捆住了企业的手脚，限制了地方积极性的发挥，与市场严重脱节，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1979年，地方电子工业开始扩大企业自主权，1980年，电子工业部对部属企业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对特别重要的任务(产品)下达指令性计划；对比较重要的任务(产品)实行指导性计划；对一般性任务(产品)实行市场调节。同时，对财务、销售、价格、物资、人事劳资等方面也逐步改革，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为发展民品生产创造了条件。这样，指令性计划所占比重逐年减少，市场调节部分逐年增加，计划与市场脱节的状况逐步得到改善。

二是由封闭向开放转变。从1960年前苏联单方面中断协议以来，电子工业基本上处于对外封闭的状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执行对外开放的政策。1979～1985年，四川电子工业采取工贸结合、补偿贸易、合资经营等多种形式与日本、美国、法国、英国、加拿大、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签订技术引进项目93项，都是为了开发民用产品。引进的重点是彩色电视机、录音机及其配套的关键元器件生产技术。这些项目的引进，对电子工业的建设与发展，特别是对消费类电子产品的发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出口产品逐步得到发展。出口的基础产品有19个大类，整机产品有10多个大类，出口创汇额由1978年几十万美元，增至1985年的1119万美元(不包括中央组织出口的产品)。

三是企业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在发展民用产品中，企业内部面临生产和经营两大课题。在生产方面，一般都根据军品任务的大小，配备必要的力量，剩余部分全力开发民用产品。在经营方面，为适应从材料、配套件和产品都面向市场的新形势，加强供应、销售和售后服务工作，积极参与市场竞争，逐步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

为了推动电子工业转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1983年，四川电子工业由国防工业口划归省计划经济委员会归口管理，四川省电子工业厅作为省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对全省电子工业实行统一领导。

调整产品结构，发展民用产品中，增长最快的是电视机、收录机等消费类电子产品，并由此带动了元器件的发展，使电子产品的投资(装备)、消费、基础(指电子元器件)三大类的比例关系发生变化：1980年投资、消费、基础三大类电子产品的产值所占比重，分别为36．44%、14．38%、49．18%；1983年为34．34%、31．93%、33．73%；1985年为22．42%、41．56%、36．02%。

调整产品结构，发展民用产品，提高了经济效益，使四川电子工业高技术、低效益状态初步得到改变。1950～1965年，由于受“大跃进”左倾错误、前苏联中断协议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16年累计实现利税仅有31265万元；1966～1976年，遭受“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不少企业停产、半停产，11年间出现亏损的有29个企业，亏损金额4518万元，累计实现利税只有19662万元；1977～1980年，经过拨乱反正，恢复生产，4年间累计实现利税增至25964万元；1981～1985年，5年间累计实现利税59966万元，比“文化大革命”中的11年增长2．05倍，占全省电子工业历年利税总额的45%。

随着改革开放和调整结构的不断深入，对骨干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发展规模经济，出现了一批生产迅速发展，经济效益显著提高，对电子工业全局产生重大影响的企业。据长虹机器厂、红光电子管厂、成都无线电一厂、锦江电机厂、重庆无线电厂、宏明无线电器材厂、重庆无线电三厂、南光机器厂8个企业的统计，1985年有职工29597人，总产值6．96亿元，利税1．143亿元，分别占全省电子工业的27．74%、50．45%和56%。为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从1982年起，发展横向联合，组建集团公司，到1985年，已组建和筹建各种公司13个。电子工业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生产雷达的长虹机器厂、锦江电机厂、涪江机器厂和零八一总厂，已发展成为生产电视机、收录机、共用天线系统的骨干企业。许多企业已经突破原有的专业范围，开发多种民用电子产品。电子医疗设备也是发展较快的一个新品大类，1970～1985年28个企业共生产各种医疗设备7．22万部。涪江有线电厂生产的B型超声诊断显像仪，畅销国内各地。

三

四川电子工业，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大的发展格局中建设起来的，有与全国相同的发展历程，也有自身的发展特点。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有益于探索符合四川实际的发展道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电子工业开始走上振兴之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四川电子工业的优势和弱点比较明显地显露出来，有几个问题比较突出地制约着它的进一步发展。

第一，产品结构问题。在军品与民品结构实现较大幅度调整之后，军工电子企业面临着军品成本升高，价格不合理等问题，缺乏与同类民品企业平等竞争的能力。四川电子工业1985年军品产值的比重下降至26．9%，而军品科研和生产所占用的职工和技术人员分别占职工和技术人员总数的57．4%和56．5%，还要占用大量设备和仪器，摊销房屋、设备折旧费、维护费、管理费等费用。由于物资、物价管理体制改变，靠市场调节的比例增大，不仅价格大幅度上涨，不少特殊材料和配套件即使出高价也难以找到乐意承担的科研、生产单位，因而军品的生产成本大大提高，但军品的出厂价格却长期不变。生产军品任务的部分企业，还要以生产民品所得的利润来弥补生产军品所造成的亏损，严重影响企业的活力，影响企业的技术改造，最终也势必影响军品技术的提高。还有一部分企业，在改革开放后尚未实现军转民的调整，没有开拓出民用拳头产品，生产陷入困境，亏损增加，1981～1985年累计亏损金额2743万元。四川地方电子工业企业和厂办大集体共68个，是全国地方电子工业力量薄弱的省市之一，与本省部属电子企业相比，规模小，技术力量弱，设备差，但改革开放以来，加快技术改造的步伐，全力发展民用产品，实现了比部属电子企业更高的发展速度和更好的经济效益。1985年，地方电子工业实现工业总产值3．23亿元，比1978年增长8．85倍；全员劳动生产率16790元，比部属电子企业高41．25%；人均利税3198元，比部属企业高42．08%。

在调整产品结构中，增长最快的是消费类电子产品，投资类电子产品比例增长不大。以1985年为例，投资类产品的产值仅占四川电子工业总产值的22．42%。其中多为军事电子装备，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的投资类产品不多。在高速发展消费类电子产品时，还应大力发展投资类产品，为改造传统产业服务，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服务，同时，发展出口产品，增强电子工业的创汇能力。

第二，技术改造问题。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初期兴建的一批骨干企业，从设备、技术到产品，在当时都是比较先进的。三线建设中偏重建设新厂扩大生产能力，忽视对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以致工艺技术装备陈旧，产品更新换代慢，拉大了与国际先进技术的差距。缩短这个差距，是技术改造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四川军工电子企业大都是“大而全”、“小而全”的企业，无论是整机产品，还是基础产品，都是试制、生产的品种多，投入生产的批量小，难以形成规模生产能力。改革开放以来，围绕发展消费类电子产品，引进了一部分国外先进技术，改造了一部分企业的民品生产技术装备，但除了电视机装配、显象管、音频磁头等生产线规模较大以外，其余引进项目多属初级规模，能够形成规模经济、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能力的为数不多。基础产品是四川电子工业的一大优势，有44%的企业是生产基础产品的，生产的元件、器件的品种，占全国现有品种数60%以上，复盖面很大，但产量很小，市场占有率低。1985年，电真空器件的产量占全国产量的4．5%，电子元件占2．9%，专用设备占3．8%，半导体器件仅占1．3%，集成电路仅占1．7%，且新型元器件不多。工艺技术装备落后，产品技术水平不高，生产效率低的局面，尚无大的改变。

第三，科研与生产结合问题。四川专业技术研究所多，科研力量较强，为国防建设、卫星、导弹等重点工程配套作出过很大贡献。但在科研与生产结合上，在军用技术向民用技术转移方面，尚未迈开大的步伐。改革开放以来，将科研成果转让给生产企业并转化为商品的项目很少，在电子技术推广应用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大。截至1985年的统计，实现的效益较大的电子技术推广应用项目，全省累计110项，其中属于企业研制的60项，地方科研单位研制的24项，而中央管理的科研单位只有10项。进一步发挥科研单位的作用，把科研同国民经济的实际需要结合起来，使科研成果能及时投入商品生产，尚待着力解决。

第四，经济效益问题。四川电子工业企业从总体上看经济效益是低水平的。截至1985年，累计实现利税总额为13．75亿元，占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12．56亿元的109．47%，其中，利税总额超过固定资产投资的有11个企业，仅占部属企业数的29%。1985年，四川电子工业的职工人数、工程技术人员数、固定资产原值分别占全国的7．48%、9．29%、9．07%，而工业总产值仅占全国的4．65%，利税仅占4．73%。人均利税比全国平均数低38．55%，全员劳动生产率比全国平均低35．86%，每百元产值占用定额流动资金比全国平均数高35．44%，定额流动资金周转天数比全国平均数慢46天。与先进省市相比，差距更大。改革开放以来，有些大型企业，突破了旧的管理体制的制约，勇于改革，勇于开拓，经济效益提高，企业活力大大增强，能够较多的依靠自身的力量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为搞活大中型企业提供了新鲜经验。如何把更多的大中型企业搞活，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仍然是一个关键问题。否则，技术改造上不去，四川电子工业现有的优势将会丧失。

第五，管理体制问题。电子工业长期实行的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在建设电子工业基础，加速国防建设方面起过重要作用，在新形势下，已经阻碍着生产的发展。1985年，把在四川的中央企业下放，依托企业所在城市管理，企业自主权有所扩大，开始重视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作用。进一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探索符合四川实际的管理体制，是发展电子工业所面临的一个迫切任务。

四川电子工业有较好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迈开了新的步伐。然而在前进的道路上仍面临着许多困难。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电子工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向，四川电子工业将会展现新的风貌，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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