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志·大事纪述》(中册,共三册)

发布时间:2017-01-09 19:13:00 浏览次数: 【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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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志·大事纪述》中册前言

《四川省志·大事纪述》中册,主要纪述民国时期即1912(民国元年)~1949年(民国38年)间发生于四川(或发生于四川以外地区,与四川有直接关系),对四川产生了重大或深远影响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等事件,以及后果较为严重的天灾人祸和自然环境的重大变化。

民国时期是四川省的多事之秋。清朝专制统治虽然被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但是四川同全国一样,长时期处于军阀割据混战的分裂局面,而且四川军阀派系林立,形成防区制,战乱次数多,延续时间长,更有其特点。1933年以后,四川分裂局面结束,形成由刘湘统一全局的短暂局面。1935年随着川陕苏区的发展,中央红军的长征,四川成为蒋介石“围剿”红军的重要基地。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参谋团”入川为标志,四川基本结束了分裂割据状态,被纳入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范围。1937(民国26年)~1945年(民国34年)八年抗战时期,四川以其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人力物力优势,成为支撑中国半壁河山的后方基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1946(民国35年)~1949年(民国38年)解放战争时期,四川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受到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使四川人民经受了艰难困苦的斗争生活磨炼。

本册《大事纪述》从上述历史背景出发,将这一时期的大事分条记述,并按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加以贯通,藉以展现民国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基本风貌。本书纪述大事925条,主要内容集中在如下方面:

一、军阀割据称雄,争城夺地,战祸连绵,生灵涂炭。

自1917年(民国6年)川军首领刘存厚与滇、黔军首领罗佩金、戴戡争夺全省控制权之战开始,到1933年(民国22年)21军军长刘湘、24军军长刘文辉互争雄长,夺取四川领导权大战为止,据统计,四川军阀共发动大小战事477次。为害最烈的大战即有:熊克武发动的川滇黔军之战(1920年5月~12月);发生于熊克武、但懋辛与刘湘、杨森间的川军一、二军之战(1922年7月);熊克武发动的“讨贼之役”(1923年1月~1924年3月);杨森发动的“统一之战”(1925年春);发生于刘文辉与刘湘之间的“二刘之战”(1932年8月~1933年12月)。战火所至,杀人盈野,庐里为墟,田园荒芜;兵去匪来,烧杀掳掠,奸淫强暴,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

在互相争战的同时,四川大小军阀分别占有一片防区,在防区内拥兵割据,各自为政,自委官吏,自办财税,类似封建时代的诸侯割据。全省土地居民则被随意宰割,无能幸免,如省会成都,就分属三军,各占其一。防区之间,形同敌国,关卡林立,兵匪莫辨。人民生命财产朝不虑夕,商旅交通窒碍难行。

二、各派军阀为扩军备战,极尽搜括聚敛、竭泽而渔之能事,其暴虐贪婪程度,超过历代。

田赋之外,有征借、预征,1935年上半年统计:刘湘统治的21军防区内田赋已预征到1975年;田颂尧统治的29军防区内已预征到1978年;刘存厚统治的23军防区内已预征百年以上。田赋以外,各县另征的附税有的每年竟超过正供70余倍。据统计,正税、预征、附加及解征税总额共约3.3亿元。

关税、契税、茶税、糖税、矿税、烟酒税、肉厘、当课、牙税、百货厘余之外,社会性掠夺名目繁多。以战乱中强筹军费饷需为例:如1924年“讨贼之役”,成都、重庆反复易手,两市商会各筹款10余次,垫支现金600余万元,各军又滥发兑换券600余万元。各军阀在各自防区内遍设关卡,对商人行旅进行巧取豪夺,由平武姚家渡至重庆,设关卡90处,运送成本银2000元的大黄、当归须纳捐银1900元。江津至重庆不过百里,设卡收捐者13卡。自流井至重庆历卡14处,每船累捐至千余元。形成无物不有税,无地不设卡的恶劣环境。军阀为掠夺民财,大肆发行各种债券。据统计,1920~1933年,各军发行债券总额约为8605万元,其中仅有少数还本付息,多数本息均被军阀吞没。

各派军阀以滥发钱币为聚敛捷径,纷纷开设银行、银号,铸造劣质银元、铜元,印发纸币、执照,均为他们获取暴利的手段,掠夺了数以亿计的财富。此外,打着“寓禁于征”的旗号,大肆支持鸦片的种植、加工、运销和吸食,抽收各种鸦片捐税,成为军阀的重要财源。

三、四川人民坚持不懈地反抗北洋军阀、地方军阀暴政和国民党专制统治,争取政治民主和社会进步的斗争。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逐步恢复专制统治,进而复辟帝制。川滇军民率先反对,四川成为讨袁护国战争的主要战场。“五四”运动前后,四川思想文化界空前活跃,新文化、新思潮、反孔批儒、实行社会革命的呼声随着新书报刊的风行而不断高涨。20年代,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四川党组织发动劳苦大众和青年学生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混战、反对苛捐杂税等等爱国民主运动,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抗日战争时期,四川成为鼓动抗日救亡的思想文化中心,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和学校师生发动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的民主革命运动,给国民党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

四、尽管受到战乱破坏,四川社会经济和文化仍在继续发展,这是民国时期四川社会进步的主要表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四川进出口贸易稳步上升,洋货和土货各有增长,蚕丝、桐油成为出口商品的大宗,销势良好。农业的改良在20~30年代已开始,农业科学研究所、实验农场、农产品加工企业均已出现。1936年四川油菜籽播种面积为1255万亩(面积单位应为公顷,1公顷合15亩,以下按此折算),平均亩产59公斤,总产量74385万公斤,创历史最高水平。1937年,四川输出桐油72万担,创历史最高纪录,在全国各省区中名列第一,“种桐之风,普及全川”。抗战时期,四川人民交纳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的1/3,成为战时粮食的主要供应省区。

工业方面的发展,以出口商品的加工制作和日用消费品生产企业为主,如缫丝、棉织、粮食加工、火柴、印刷、玻璃、制革、电力、机械、煤矿等工业发展较快。开办了不少新式企业,据编者统计:抗日战争前,四川全省具有一定规模的各类工矿企业115家,资本总额214.5万元,其中,少数开办于晚清时期,大多数开办于1912~1937年7月以前。新式工业中,轻纺企业虽占据着主要地位,但五金矿产、机械、电力、建筑等基础工业得到引人注目的增长。如电力工业,战前各地纷纷举办,迄止1937年,全省共有67家,其中水电的发展迅速,已占7家。即使使用传统手工技艺的制盐、采矿、缫丝、纺织等工业中,在此期间也纷纷改革生产技术,采用蒸汽或电能作动力,向机器工业转化。如自贡盐场,迄止1930年,已使用蒸汽采卤机车94部,较大提高了盐业生产能力。一些实力雄厚的军阀,为巩固自己的统治,也在着手实施经济建设和社会改良计划。1930年前后,刘湘控制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南地区后,开始制订包括川、康、滇、黔四省的实业建设计划。这个计划以基础工业、能源、交通建设为核心,形成品类繁多的西南地区发展蓝图。1937年以前,按照这个计划实施建设有蜀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电力厂、成渝铁路、四川水泥厂、华兴机器厂、华联炼钢厂、重庆炼钢厂、川康兴业公司、天府煤矿等10余个大型项目。

抗战期间,由于东部工业内迁,使四川工业获得迅速发展的良机。国民政府以开发西南经济的战略为核心,在四川等省实施发展工农业经济计划,特别重视建设关系到抗战军需和国计民生的重工业基地。1937~1945年,全川较大的工矿企业从115家发展到1377家,增长近12倍,资本总额从214.5万元上升为579.4亿元。为改善四川与南北各省交通状况,国民政府在1937年前后,规划并建成了川陕、川湘、川黔、川鄂公路,同时还筹资修建成渝、川黔铁路。铁路建设虽因种种原因未能完成,但其努力并未白费,它为建国后成渝、川黔铁路的修建打下了初步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城市建设方面的成就不可忽视。杨森对成都的市政建设、刘湘对重庆的市政建设、刘文辉对西康的市政建设、田颂尧对三台的市政建设,李家钰对遂宁的建设,都有一定的进步。1935年以后,重庆、成都、自贡三市的市政建设均有较大发展。

在教育、思想、文化方面,民国时期有较快的发展,而以教育事业成绩最大。民国时期的四川教育,在办学数量、教学质量和各类学校的建立、完善、协调发展等方面,均超过前代。“五四”前后留法勤工俭学热潮中,四川赴法学生约占全国总数的1/3,居全国之冠。

抗战时期,沦陷区学校大量迁川,对四川教育促进极大。四川成为抗战时期教育事业的中心和最大的基地。

文化方面,四川在民国时期也有相当大的进步。从民国初年的思想启蒙风潮到“五四”前后提倡民主和科学、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宣传社会主义思潮,四川冲破僻处一隅的闭塞,参加到全国思想解放大洪流中。著名学者、教育家吴虞,首先喊出“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口号,并在《新青年》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反孔批儒、鼓吹家庭和社会革命的檄文,被思想界誉为“支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由于军阀割据混战造成统治力量削弱,20~30年代,成都和重庆两市形成四川思想文化中心,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新图书、新式报刊如雨后春笋,大量出版发行,争取民主自由、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打倒军阀的呼声随着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活动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潮的广泛传播而高涨,形成四川文化思想的活跃期。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王右木、吴玉章、恽代英、肖楚女先后在四川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中共地方党组织的建设,在学校、工厂和农村进行革命活动,为四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在“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口号下逐步加强独裁专制,并竭力控制思想文化舆论。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进步政党和政治势力高举团结抗战的大旗,坚持不懈地进行了反独裁、反压迫的斗争,加之沦陷区文化机构大量迁川,文化、戏剧、电影等方面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大量入川,使四川的学术研究、文学创作、文艺活动进入鼎盛期。大量优秀作品出现,大量优秀戏剧、电影在川制作公演,极大地活跃了抗战时期的文化生活,并使重庆成为大后方进步思想文化的中心。

在民国时期的四川文艺中,以川剧为代表的四川地方、民间文艺得到很大的发展。川剧艺人打破班部界线,自由结合,民主管理,组成“三庆会”、“进化班”“新又新戏剧传习社”等表演艺术团体,这些团体以川剧改革为己任,在剧目创新、剧本创作、表演艺术等方面,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赞扬。

五、在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中,四川作为后方战略基地,不仅川军出川抗战,在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前线,在武器装备极端落后的条件下,与敌浴血苦战,血肉相搏,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辉煌战绩;而且在支撑抗战所需钱、粮、壮丁和各种军需品方面,都实施了全民动员,罄其所有,为国家安危、民族存亡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和牺牲。

八年抗战中,川军先后出川开赴抗日前线的部队共约40万人,分别先后参加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随枣会战,前后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粤湘桂边区会战和豫西北会战等。

八年抗战中,川军将士为祖国领土的完整,中华民族的独立,付出了很大的牺牲。据不完全统计:八年中川军在战场上死亡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共64万余人。被国民政府收入抗日将士忠烈录的将级军官有李家钰、王铭章、饶国华、许国璋;校尉级军官有王润波、李成烈等30余人。

四川在抗战期间,先后应征赴前线抗日的壮丁达302.5万余人之多,占全国应征入伍壮丁的1/5。四川征用民工近500万人次。1935~1940年,四川先后修筑了川黔、川陕、川湘、川滇4条大的公路干线,仅修川陕、川湘公路就征用民工250万人次。为加强防空力量,建设空军基地,政府在四川扩建和修建了新津、彭山、邛崃、广汉4个轰炸机场;成都、温江、德阳、梁山等5个驱逐机场,均系所谓特种工程,质量要求高,时间紧迫,任务非常艰巨。150余万四川民工,用血汗完成机场和各种军事交通工程的修建。

四川人民为支援抗战、慰劳前方抗日战士,从1937年秋天起,积极响应各抗日团体和《新华日报》发起的劝募寒衣和春节劳军捐献活动。这次活动在成、渝两市发起,扩展到全川城乡。从1937年冬到1938年1月,仅重庆市人民就捐寒衣款20万元,制作棉背心4万余件;重庆被服厂工人为支援前方将士制作棉衣30万件;重庆妇女抗敌协会还发动家庭妇女裁制棉衣,慰劳前方将士。

1938年12月,《新华日报》又倡导义卖活动。义卖活动也是先在成、渝两市开展,然后普遍推广。重庆市还举办义卖献金月,开展义卖献金竞赛。1939年2月26日~3月12日,重庆义卖献金活动告一段落,全市人民共捐献达500万元。

抗战中后期,战争更为紧张,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开支增大,军费紧缺。政府提倡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献金救国,以助军费。各地成立有征募总会、分会、赈济委员会、义卖献金会等机构,接受捐助、献金,促进了捐献运动的高涨。不仅广大职工、市民、公教人员、乡村农民,而且社会上层官吏、商人、士绅等都踊跃捐款。四川还掀起献金购买飞机的热潮,共捐献现金数千万元,购买飞机20架左右。1944年初,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发起节约献金活动。他深入各地宣传动员,并向捐献较多者赠送他亲笔的字画,进一步把献金运动推向高潮。1944年四川群众献金运动成绩巨大,据统计,献金总额达法币4~5亿元。这笔巨款对慰劳前方将士,资助购买飞机、大炮和坦克起了很大作用。

除募捐、献金和购买公债外,四川人民尽极大的努力,负担着国家财政支出的50%,由于日机狂轰滥炸,不少城市、乡村房屋被毁,财产损失巨大;工厂不时被迫停工停产,商店关门停业;农民有时不能出工生产,部分田园荒芜,致使农业凋敝。这一切给四川财政带来极大困难,几乎濒于绝境。但四川人民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千方百计地加紧生产,创造财富,开源节流,勤俭度日,支援抗战。四川省政府也采取精简机构,裁减冗员等措施,积累资金,供给前线。据国民政府不确切的统计,抗战期间,国家总支出的14640余亿无(法币),而四川负担了4400亿元左右,几占1/3。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军队作战的第一需要。四川人民咬紧牙关,一面努力生产粮食,一面厉行节约。四川政府当局提出许多增产节约粮食的措施,广大群众积极实行,绝大多数群众一日两餐,大量食用杂粮,严禁制售精白米,不准以米麦烤酒、熬糖、喂牲畜,为保证供给抗日所需粮食作出了极大的贡献。1941~1945年,四川人民以征、借和捐献诸种方式交给国家的粮食84430748市石,占全国征、借、捐粮食总数的1启。

抗战八年,在20世纪中占不到1/10,但这3000个血泪斑斑的日日夜夜里,时时都有凌辱、悲痛、死亡和仇恨,四川人民和全国人民一起,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竭尽全力,为国争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在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的历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篇章。

民国时期四川史事繁多,头绪万端,编纂本书必须确定正确的记述范围、取舍标准和纪事方法。本书的记述范围是民国四川大事,在取舍标准上,首先必须判定它是否是有全面性影响的“大事”。对其影响只及于个别或部分地区的事件,则不在记述之列;其次,大事的记述力求真实准确,对似是而非的“事件”不予记述。本书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裁,即大事纪述体,运用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的纪述方法,主要遵循以下几点规则:

一、纪述每件大事均列出标题。大事纪述的首句尽可能写明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一件什么事情。一律以公元纪年,每年开始注明民国纪年,每条纪述不再重复注明。行文用纪述体将这件事的始末、基本情况及前因后果等记述清楚。

二、对时间跨度大的史事,可以根据其发展的阶段性分成几条纳入不同年份纪述。有些大事无必要分年纪述,可以定位在某年某月某日,记述时可从定位时间或向上追溯其因,或向下延伸交代其果,变通处理,不受编年体的严格约束。

三、纪述一件大事,以说清概要为原则,细节可省,但重点要突出,实质要抓住。对复杂的大事力求将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交代清楚。

四、纪述力求真实可靠,尤其是时间、地点、人物、情节,必须核实准确。

五、纪述大事要客观,原则上实行“述而不论”,寓观点于史实纪述之中,用事实来说话。

六、纪述和规范的语体文。在充分消化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作融汇贯通的纪述,文词表达力求严谨、朴实、简明、扼要,不使用大段引文,对简要的引文用足注注明出处。

七、旧地名一般括注今地点。

八、外国人名、地名、国名,采用规定的译名,不再注明外文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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