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志▪出版志》
《四川省志▪出版志》（1840-1985）概述
四川地处祖国西南，东踞长江天险，北倚秦岭巴山，土地肥沃，物产丰盛。远古时代，巴人和蜀人为主的巴蜀地域族群集团曾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分别建立了巴国和蜀国，培育了独具特色的巴蜀文化。公元前316年并于秦，秦置巴郡、蜀郡。汉景帝末年(公元前141年)，文翁为蜀郡守，倡导文教，建石室，派学子赴京都学习五经、律令，使蜀学之盛，“比于齐鲁”。此后，四川历代人才辈出，文风昌盛。后人称“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四川雕版印刷起源，可追溯到初唐时期。吴蜀两地是全国雕版印刷术的发祥地和中心。现存国内最早的印刷品之一，成都望江楼附近出土的《陀罗尼经咒》和樊赏家历残页证明四川雕版印书业在晚唐已很兴盛。近代出版业清末民初有较大发展，到抗日战争时期达于鼎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出版业获得巨大发展，无论从编辑发行力量或印刷能力上看，在全国都居于前列。
一
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以后，成都陆续出现雕版印售历书、佛经的书坊，现已查明的有龙池坊卞家、西川过家、樊赏家等，并逐渐形成书市。据唐僖宗中书舍人柳砒于《家训》序中谈及，中和三年(883年)他在书市上亲见所卖的书，可分为“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字书小学”等几类。到五代，由于前、后蜀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雕版印刷技术的应用范围逐步扩展，私人刻书甚为普遍。前蜀武成二年(909年)，眉州保胜军团练使任知玄在成都雇人雕印杜光庭著《道德经广圣义》(30卷)。前蜀乾德五年(923年)，蜀僧昙域搜集其师贯休诗作千余首，定名《禅月集》，雕印成书行世。后蜀宰相毋昭裔自己出资刻了《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书，又受后蜀主孟昶之命，主持石刻经书的浩大工程。后蜀广政七年(944年)他以开成石经为蓝本，加上注文，用石上千块，历八年刻成《孝经》、《论语》、《尔雅》、《周易》、《尚书》、《周礼》、《毛诗》、《礼记》、《仪礼》、《左氏传》十部经书(《左氏传》仅刻前十七卷)。这一时期出版的重要著作，还有中国第一部词总集《花间集》，由曾任卫尉少卿的赵崇祚编辑，收录晚唐和五代18家词，其中蜀地词人占15人。
宋代是四川雕版印刷术的成熟时期。官府更加重视，民间书坊增多，刻地扩展，不仅开始有计划地出版类书、总集等大型书籍，而且雕版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四川书院在宋代也有很大发展。著名的有涪州北岩书院、夹江同人书院、黎州玉渊书院、蒲江鹤山书院等。书院除讲学、藏书外，也刻书。如鹤山书院就刻了不少书。
宋代四川有四次大型出版活动。其一是北宋开宝六年(973年)朝廷派高品宦官张从信来益州监雕《大藏经》，历时13年，共刻成13万版。《大藏经》是国内第一部佛经总集，分经、律、论三藏，共5048卷，约四千八百六十万字。《大藏经》世称“开宝藏”或“蜀藏”，宋高宗曾向高丽赠送。高丽依蜀本翻刻，又转送日本和琉球，可见其海外影响之大。其二是南宋高宗绍兴年间(1131～1162年)，在四川转运使井度主持下，眉山雕印南北朝“七史”，即《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共451卷。其三是南宋庆元五年(1199年)成都府路转运判官兼提举学事蒲淑献主持雕印《太平御览》1000卷，分55部，约四百七十余万字，是宋代四大类书之一。其四是南宋中叶，眉山书隐斋雕印宋代又一部类书《册府元龟》1000卷，分31部，约九百四十万字。四次大型出版活动，培养了大批写工、刻工、印工，提高了四川的出书能力和雕版水平。
宋代四川书坊刻书较多的有：广都(双流)裴宅、费氏进修堂，西蜀(成都)崔氏书肆，眉山程宅、万卷堂、书隐斋等。在长期雕版实践中，蜀刻在内容上精于校勘，错讹较少。版式设计注重行格疏朗明快，字体多宗颜体，端庄古朴。印刷多用皮纸，讲究墨匀色浓。
宋代四川究竟刻了多少书，由于后世佚散很多，无精确统计。据今人从各种史料记载中查找、考证，宋代川籍作者1009人，著作约二千四百多部，但现存者不及半数。以成都为例，作者158人，有近四百种著作，存、残者仅208种。三苏著作保存较好，但309种(包括后人辑录的在内)中，现存也只有202种，仅及三分之二。
由于雕版技术的广泛应用，官府、民间、私人纷纷出书，很容易形成混乱，朝廷对出版的管理随之加强。在宋代历朝颁布的出版条令中，元祐五年(1090年)的条例是比较全面的。该条例是宋哲宗采纳苏辙的建议，命礼部草拟的。条例规定禁印三类书籍：一是“议论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二是“本朝会要、实录”；三是“戏亵之文”。至于“其他文籍，欲雕印者，送官详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版，候印讫送秘书省，如详定不当，取勘施行”。
元代的四川，学界冷寂，作家寥寥，著述很少。到了中期和后期才逐渐恢复，但元气大伤，难有建树。
明代初期，朝廷对印书业实行特殊优惠政策，据《明会要》记载：“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诏除书籍税”，并于同年“命有司博求古今书籍”。朱元璋为了有效地控制地方，将众多的皇子裂土分封。献王朱椿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建立蜀藩府。朱椿是一位好学之士，《明史》说他“博综典籍”，“独以礼教守西陲”。他还聘请方孝孺为世子傅，厚待讲学博士，又“招致天下名刻书墉集成都”①。①见《蜀碧》。在他的影响下，四川的官刻十分兴盛，不仅藩府刻书，布政司、按察司、各府州都以刻书为风尚。仅蜀藩府就刻了《自警篇》、《蜀鉴》、《栾城集》、《通鉴纲目全书》等共34种，是明太祖年间诸藩府中刻书最多的，坊刻和私刻也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明代全国雕版中心已转移到江南和燕京一带，四川坊刻已不复宋代之盛，且雕刻质量也大不如前代。
从明熹宗天启元年到清康熙二十年(1621～1681年)，四川又遭受六十多年的战乱，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社会动荡，百业萧条。加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行文字狱，见之于记载的就有七八十起。清廷在处理这类案件时，除残酷镇压有反清思想的人外，还株连一大批校阅者、刻印者、售书者、藏书者，有的充军，有的杖责。这使战乱后的四川雕印书业恢复得很缓慢。此间开业的较大书坊有泸州宏道堂、成都两仪堂(康熙年间)严文古斋、尚友堂(乾隆年间)和重庆书成山房、重庆善成堂(康熙年间)等。较重要的出版物有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李调元编的《函海》，其中多蜀人著作以及与蜀地有关的著述。
在此期间，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藏族出版业得到较快的发展。清雍正七年(1729年)德格安抚司却吉·登巴泽仁创建德格印经院。雍正年间，梭磨土司建刷经寺印经院。加上原有由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在明万历八年(1580年)创建的理塘寺印经院，藏族出版业已初具规模，能有计划地出版佛学经典、藏医、天文历算、人物传记等藏文书籍。
二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1840～1919年)，是四川出版史上一个重要的变革时期。书刊出版业在此期间步入了全面近代化的过程。尽管新旧并存的局面延续了很长时间，但铅字版取代木刻版，新书店取代旧式书坊，已成必然趋势。在此期间四川出版业出现过一次遍及全川的大发展、大繁荣，出版物内容从总体上看是发奋图强、反帝反封建。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四川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光绪十七年(1891年)英国政府在重庆设领事馆，强夺了川江航运权。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之战后，日本迫使清廷将重庆辟为通商口岸。以后，美、法、德、俄的势力亦逐渐侵入。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侵略，唤醒了国人救亡图存的意识。各派政治力量都想利用报刊唤醒民众，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于是，随着石印和铅印技术在光绪年间传入，一大批新式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第一个高潮出现在戊戌维新前后，其间影响较大的有《渝报》(宋育仁1897年在重庆创办)、《蜀学报》（宋育仁1898年在成都创办）、《启蒙通俗报》(傅樵村1901年在成都创办)、《广益丛报》(杨庶堪1903年在重庆创办)、《重庆日报》(卞鼒[zī]1904年在重庆创办)、《鹃声》(雷铁崖1904年在日本东京创办)、《四川》(吴玉章1907年在日本东京创办)等等。此期间清廷迫于人民的呼声，也申言要推行“新政”，成立“督办政务处”，通令各省办官报。四川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创办了《四川官报》和《成都日报》。第二个高潮出现在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期间，川汉铁路公司光绪三十年(1904年)成立之初，就拨款四万两银子，创办《西顾报》、《白话报》、《启智画报》。“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后又创办《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樊孔周主办的《四川公报》(1910年)，汪家荪主办的《国民公报》(1912年)，吴虞支持的《女界报》(1912年)，李劼人任社长、总编辑的《川报》(1918年)、《星期日》(1919年)和《威克烈》(1919年)，省学生联合会机关刊物《四川学生潮》(1920年)、《新蜀报》(1921年)等。
清光绪年间，四川新式出版社、新式书店和铅字印刷厂陆续建立。杨朝宗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重庆创办精宏书局，初以木刻、石印图书为主，继而添置铅印设备；民国初年改名中西书局，由其侄杨肇修继续经营。这是全川民办铅印厂中最早的一家。比这稍晚的有成都图书局(1900年)、泸州开智书局(1902年)、开县文伦书局(1902年)、嘉定教文馆(1903年迁成都改名华英书局)、成都昌福公司(1910年)。
这个时期的图书仍以雕印为主，铅印书在数量上还不占优势。雕印书以书院刻书和私家刻书成就较为显著。光绪元年(1875年)创立的尊经书院，是晚清四川维新派集中地。该院重视结合教学兴办出版事业。书院自设尊经书局，曾印行蜀学会的《蜀学报》，编辑出版过《蜀学丛书》，还刊行过《天演论》、《原富》、《法意》等翻译著作以及介绍西方议会章程和工商业法规的书籍。私家刻书方面，成都严雁峰父子刻过《戴东原文集》、《明四子诗集》以及《渭南严氏孝义家塾丛书》五百余卷。华阳傅世询于光绪九年(1883年)编辑出版《益雅堂丛书》16种和《玲珑山馆丛书》71种。唐鸿学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编辑出版《怡兰堂丛书》，廖平于1912年到1921年编辑出版《六译馆丛书》79种、60册。
从1918年到1932年，四川军阀混战，出版业萧条。五四运动时期新书刊出版繁荣的局面，一度趋于沉寂。但仍有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通过各种途径在成渝两地以及内江、万县、潼南等地建立书店，发行革命书刊。
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从鄂豫皖地区突围，向西转移入川，解放通江县。次年建立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委和川陕苏维埃政权。于是，四川在局部地区诞生了由中国共产党创办并直接领导的出版业。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设出版局，管理图书、文件、报纸、课本的出版发行工作。川陕苏区先后出版过《共产党》、《川北穷人》、《赤化全川》等17种报纸和《干部必读》、《红色战士丛书》、《土地法令》、《劳动法令》、《共产主义ABC》等书籍。又在巴中县建立“工农书店”，在通江县建立了铅印、石印、木印三个印刷局。抗日战争八年，是四川出版业鼎盛时期。1938年武汉失守，国民政府迁到重庆。接着，中共中央南方局于1939年1月成立。至此，重庆成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大后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许多出版机构内迁到重庆，48所高等院校亦内迁入川，大批文化人集中巴蜀，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出版业蓬勃发展的重要条件。从1938年到1946年，仅成都、重庆两地的出版机构就有七百多家，重庆的民生路、成都的祠堂街，成了名噪一时的文化街。
抗日战争八年，四川出版图书万余种，创办杂志一千六百多种。出版物数量约占全国三分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进步出版业以重庆为中心，以《新华日报》馆、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为骨干，以遍布专、县的中共地下党创办的书店为依托，广泛团结各抗日团体和进步文化人创办的出版机构，组成出版界抗日民主统一阵线，有声有色地动员民众，鼓舞士气，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基本立场和各阶段的政治主张。1943年12月，重庆13家出版单位参加的“新出版业联合总处”成立，其所属联营书店的股东单位也陆续发展到四十多家，这标志着出版界抗日民主统一阵线的成熟和壮大。
抗日战争时期，始终贯穿着国民党当局镇压进步出版业和进步出版业反镇压反迫害的斗争。在同一时期，为对付进步出版界，国民党党、政、军系统通过大量发展其官办和社团出版机构，或采取投资控制民营出版机构等形式，并在政策，物资，经费等方面都给予照顾，以出书数量来对付进步出版业。
国民政府从1929年起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旨在取缔禁止进步言论的出版法规，如《取缔共产书籍办法》(1929年)、《查禁普罗文艺密令》(1933年)、《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1938年)等等。在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对进步文化出版活动更是利用“新闻检查”、“出版物原稿送审”等行政手段加以限制和阻碍。自1939年以后，审查人员常常闯入店堂突击抽查，任意扣留、没收书籍，警告、辱骂或殴打书店职员，甚至捣毁店堂，查封报馆，拘捕人员。从1939年4月到1941年皖南事变，生活书店在全国的55处分店除5处因战局关系自动收缩外，其他都先后被封闭或勒令停业，只剩下一个重庆分店。成都的战时出版社、星芒社、《大声》周刊社和宜宾的平凡书店、内江的晓东书店、营山的雪莱书店、铜梁的我们的书店、泸州的泸县书店等等，都分别遭到勒令停刊、捣毁、查封，不少书店负责人被逮捕、拘禁、判罪、处决。
面对国民党当局压制言论自由、迫害进步文化人的种种做法，四川出版界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针对国民党第五届中常会第86次会议通过的《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修正抗战时期图书杂志原稿审查标准》和取消邮政扣检、邮政寄递限制等发起了一次又一次英勇卓绝的斗争，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围绕“严惩出版汉奸”、“停止内战”等问题，几次发起联名请愿或呼吁。这些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后方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力地挫败了国民党当局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推动了团结、抗日总方针的贯彻执行。
抗日战争时期，进步出版业作为思想文化战线重要的一翼，最明显、最充分地发挥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鼓舞斗志的社会功能。出版界同仁经受了百般磨难，遭受政治和经济双重压迫，环境艰险，待遇菲薄，他们为团结抗日而勤奋工作，顽强战斗，在出版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在斗争中，曾涌现出以邹韬奋、黄洛峰、徐伯昕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的出版工作者。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大批内迁的文化机构纷纷返回，四川出版业逐渐冷清、萎缩。加之国民党当局热衷内战，横征暴敛，滥发钞票，造成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图书业有的转向，有的停业倒闭，有的苦苦挣扎。至1949年底才迎来了企盼已久的解放。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四川全境解放。从此，四川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代表人民大众利益的出版事业。
50年代初，今四川全境实行四行政区和重庆市及西康省的行政区划。出版事业也相应地在重庆成立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在成都、泸州、南充分别建立了川西、川南、川北人民行政公署新闻出版处，在雅安市建立新华书店西康分店，统一由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新闻出版局领导。1952年撤销四行署合并成立四川省人民政府，出版行政机关改为省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1955年10月西康省撤销，原所属地、州、县划归四川省。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四川省文化局、四川省出版事业管理局、四川省出版总社先后管理全省出版工作，至1987年成立四川省新闻出版局。此间四川出版事业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创建起步阶段(1950～1957年)
这个阶段包括经济恢复时期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出版工作的主要任务，一是接收、改造旧有出版机构，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出版、发行、印刷体系；二是保证圆满完成党和政府对出版工作提出的各项任务和要求。
军事接管工作进展顺利。重庆于1949年11月30日解放后，12月3日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在军管会的统一领导下，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新闻出版大队的首批书店干部为基础，于同年12月9日开始接管正中书局和中国文化服务社在渝分支机构。1950年1月3日新华书店西南总分店成立后，又按照重庆市军管会的部署，先后接管独立出版社重庆分社、《益世报》、《民言报》、《时事新报》、《时与潮》杂志社，以及世界书局重庆分局。1949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1950年1月1日宣告成立。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下设的出版处对原中国国民党党、政、军系统的出版社、书店、印刷厂实行军事接管。到1951年，四川地区有八家出版社，即西南人民出版社、西南工人出版社、西南青年出版社、西南卫生书报社、重庆联合图书出版社(重庆)以及川西人民出版社(成都)、川南人民出版社(泸州)、川北人民出版社(南充)。1952年四川省人民政府成立后，出版社作了相应的调整，川西、川南、川北人民出版社合并建立四川人民出版社。1953年又成立重庆人民出版社、四川民族出版社。各出版社根据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决议精神，本着“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的宗旨，按照各自的分工，积极配合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以通俗政治读物为出书重点，适量出版文教、科技、文艺、美术等类图书。1950年出版图书275种(其中新出158种)，1230万册。1957年出书468种，8407万册。
印刷方面，重庆、成都两地分别在1949年末和1950年初接管了一批原中国国民党党、政、军系统的官办印刷厂，在此基础上加以整顿重组，重庆成立了新华书店西南总分店印刷厂，成都成立了川西新华印刷厂一、二、三厂。
图书发行方面，1950年1月3日在重庆建立了新华书店西南总分店。同年2月起，又陆续在四行署所在地和雅安市建立新华书店川西分店、川东分店、川南分店、川北分店、西康分店，并开始县新华书店的建立和农村图书发行网建设。此后，四川境内大型私营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分别于1951年11月和1952年1月与三联书店实行联营，组成中国图书发行公司重庆分公司和成都分公司。对其他中、小私营书店则根据政策，区别情况，采取合并、联营、改行等办法，纳入统一的图书市场管辖之下。1956年遵照文化部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强农村图书发行工作的联合指示》的精神，通过供销合作社，利用各种形式的流动服务组或发行员，靠肩挑背负，把图书送到广大的边远山区。到1957年，全省建立支店174个，专业门市部和下伸门市部52个，书亭63个。除“老、边、少”地区外，基本上达到县县有书店。八年来，全省新华书店系统图书总销售(包括课本、图片)3．97亿多册，总金额达7837万元。发货1．43亿多册，金额达1856万元。
二、曲折前进阶段(1958～1976年)
这个阶段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使出版工作在前进中出现了曲折。
1958年，全国工农业战线出现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标志的“大跃进”。这股风很快地波及出版工作领域。其主要表现是：不顾主、客观条件，用“大办”、“大搞”、“放卫星”的方式推动工作；公社书店一哄而起，全省建立公社书店4026个；粗制滥造的图书种数急剧增长，当年全省出书511种；盲目建立出版社，个别地区仅几天之内就突击建立了出版社(很快即被撤销)。在往后的三四年中，曾花费极大的精力来消除盲目发展留下的后遗症。1961年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9月，文化部发出《关于调整新华书店省以下各级机构管理体制的通知》，要求专县书店的管理体制“大体上应该恢复1957年的做法”。根据中央方针，四川出版系统抓了一系列的调整工作：思想作风方面杜绝虚报浮夸，提倡调查研究，按图书供求规律办事；撤销了一哄而起的公社书店，重建农村发行网络；在全省新华书店系统开展清仓核资工作和专县书店的改制工作。在出版社则强调严格选题管理和编审制度，把好出书质量关。整顿工作成效显著，全省出版工作又逐步恢复和发展。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出版工作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主要表现在：
——全省出版系统领导班子都受到冲击，正常工作秩序一度被完全打乱。1967年成立的四川省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实际上取代了文化局，行使对全省出版工作的行政领导职能。——新华书店正常业务活动基本停顿，发行毛主席著作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出版社大批编辑人员下放，稿源断绝，1967年没有出过一本川版书，1968～1970年只出过209种川版书，期刊几乎全部停办。
——全省约有九千余万册图书被当成“封、资、修”毒草，予以停售、封存、报废、销毁。仅此一项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2608万元之多。——采用行政手段，以超出市场需求十多倍的数量，印制和发行毛主席著作、语录、各种单行本、汇编本。
这一次曲折持续十年之久，破坏性很大，流毒很深。新华书店从1968年起连续四年亏损，亏损最大的年份是1971年，亏损575万元，187家书店亏损，占全省书店总数的95%。
三、改革发展阶段(1977～1994年)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召开之后，四川出版工作出现了历史性大转折。在此之前，从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到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前后，四川出版工作者即已着手探索出书的新路子。当时全国正值“书荒”，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食粮的渴求，为了多出书，快出书，尽可能拓宽出书路子，开始对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贯彻执行的地方出版社“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编辑方针的限制作了某些突破。其一是向四川籍全国知名作家和在四川工作过的知名作家约稿，先后出版了郭沫若的《东风第一枝》、巴金的《巴金近作》、曹禺的《王昭君》以及女诗人柯岩的《周总理，您在哪里!》。其二是在坚持实事求是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触及某些政治斗争中的敏感问题，在彭德怀尚未平反的情况下，便支持曾任彭总警卫参谋的景希珍口述回忆录，由丁隆炎整理成《在彭总身边》书稿，于彭德怀平反后及时推向全国。上述几本书向全国推出后引起很大震动，并由此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1979年底，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长沙召开。四川代表李致向大会汇报了四川探索出书新路子的实践经验，力陈突破“三化”方针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会后，国家出版局同意地方出版社试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工作方针。
1978年12月，四川省出版事业管理局成立。管理局和四川人民出版社领导班子都把学习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精神作为繁荣出版事业的头等大事来抓。在深入学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基础上，联系长期出版工作的实践，强调作为思想工作重要一翼的以“育人”、“教化”为社会职责的出版工作，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基本方针，把图书的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防止和反对见利忘义的倾向，在出版业内部分工和协作的问题上，强调编辑、印刷、发行三家协调发展，形成合力。在制定四川出版“六五计划”时又提出“把四川建设成继北京、上海之后又一个出版基地”的奋斗目标。这些工作部署和重大举措极大地调动了全省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大家同心协力，出谋划策，决心走出自1958年以来延续近二十年的工作困境，开创出版事业新局面。此后，全省出版业认真贯彻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议》，在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宗旨，以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思想为指针，着手进行出版改革。这场改革涉及面之广，触动之深，收效之大，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从80年代开始，四川出版业内部就“如何将川版书推向全国”的课题，展开多次、深入的座谈讨论。这一举措使职工观念转变，眼界开阔，社店关系也进一步密切，为川版书面向全国，逐步提高市场占有率起到关键性的作用。1985年，四川省出版总社直属出版社完成了按专业分工进行扩建和分建，高等院校和其他系统又纷纷新建一批出版社，全省出版社迅速增加到21家。与此相适应，四川省出版事业管理局改建为四川省出版总社。专业化改革，对于拓展出书领域，优化选题，繁荣出版，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川省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出版改革，给予了有力的财政支持。1979年省财政对出版系统实行利润留成，设立“生产发展、职工福利、职工奖励”三项资金。1983年推行利改税。1988年全省各出版单位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全系统推行目标管理责任制和承包经营责任制。此后，四川出版系统实现利润总额逐年上升。财税改革不仅使各出版单位增强了自身发展能力，而且也激活了各出版单位内部运行机制，使权、责、利更好地结合起来。随着国家新闻出版署建立，四川省新闻出版局亦于1987年成立。管理体制的改革，使管理机构跳出“事业性”的狭小范围，逐步强化对整个出版行业的“依法行政”。版权管理和图书、音像制品的市场管理等都比过去加强，并纳入规范化的轨道。
十多年来，四川省出版能力大大增强，本版书的出版增长很快。1985年全省共出书1848种，与1978年全年出书数相比增长6．67倍。同年冬在香港举办的“中国书展”上，四川送展丛书二十多套，图书上千种，是全国送展图书最多的省份之一。香港《文汇报》曾给以“天府之国成为出版大家”的评价。1994年全省出书4897种(其中新出3601种)，36630万册。图书出版不仅数量增多，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各学科有学术价值的书，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书，印装精美、适合长期保存的书，比重逐步增加。
改革开放，基本理顺了出版工作内部和外部的关系，使编、印、发更加协调地发展。在出版物大幅度增长的形势下，全省印刷业不断更新设备，引进新技术，在激光照排、胶印、电子分色、多色彩印等方面获得长足的进展，出版周期不断缩短，印刷质量不断提高。到1994年，一个以新华书店为主体、多条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多种经济成分、少环节的图书发行网络已经基本建立，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
四川出版业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由于对事物的复杂性，以及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缺乏足够的估计，因而也走过一些弯路，有些问题也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如有的出版社在实行承包责任制后将经济指标分解到编辑室甚至个人，致使管理削弱，“一切向钱看”的思想抬头，动摇了对社会主义出版方针的坚持，一些内容不健康的图书甚至政治性错误的图书得以通行，有的出版社因此被责令停业整顿，有的甚至被吊销了社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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