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熊葵向修、周章熠纂。熊葵向，字景向，号立堂，江西安义人，拔贡，乾隆十九年（1754）任富顺县知县。周章熠，字士诚，号雪亭，四川江津人，岁贡，官富顺县训导。

熊葵向《序》论此前富顺县志的修纂及此志编纂之原委甚详，曰：“余于乾隆癸酉之冬，来署富顺。夫富，蜀之繁邑也，盐政甲乎全川，讼狱倍于他邑，疆域辽阔，五方杂沓，惧无建立以副委任之心，遂索求邑志以为持循。佥曰：邑不言志久矣，又何有成书?但闻王生来一祖遗手录三本；又康熙二十五年丙寅，摄叙州事何源浚修郡志时，邑令钱绍隆与裁定之列，仅于富顺县事类内得印板书二本。取而阅之，两志所载，内多舛错遗漏，因革损益，彼此全不符合。夫兴废举坠，政在所先，况以信今传后者，竟等诸郭公夏五也?此所谓分之所应为者也。且邑治之建，基于汉，郡于周，监于宋，州于元，惟前明与我国朝，仍复县以富顺。其间命名各异，统属迥殊，迁徙不一，此中升降损益，政事之得失，风俗之淳漓，人物之隆替，时势之顺逆，宋、元以前何其略，有明以后差独详者何哉?亦有志焉纪之也。阅古迹类载旧志郡守杨汝为序，今其序漫不可考；明景泰甲戌，邑令李真修之，然亦无序。嗣是嘉靖十九年庚子，邑人佥宪何钟有序；惟万历九年辛已，邑令秦可贞修之；自秦令而后至国朝钱令，于郡志内续之。究之秦令至钱令，已历一百余载，中间因革损益与夫盛衰得失，不知凡几矣，岂但戋戋王生家藏手录三本也哉!此中阙略舛错固不待言，矧复由钱令至今，中间又相距七十余年，上下因循，无一计及此者，此而复任坠绪于茫茫，将王子家遗手录三本亦终至散逸而不能复留，无论后之人欲为补救而无基，即为传述而莫据，此所谓为时不可不为者也。虽然，为之不必求其全，责其备，取旧录而镌之，亦自易易耳。夫苟欲补其缺，正其讹，断不敢因陋就简者，致来后世不纯不备之讥，必遗文可以供采择，故老可以资访求，斯则顺适从事，何难刻期奏功?而富不然。自献贼之流毒也，典籍灰烬，父老逃亡，世家宦族流离播迁莫知所往；邑中土地荒芜，烟火寂灭，实同无人之境。自我国朝定鼎来招复者十之二三，落业者十之八九，五方杂处，休养生息，百有余年，生齿日繁，良奸错出，讼狱繁兴，长吏案牍劳形，何暇讲求典故?衿士芸窗卒业，不究世泽渊源，所以相推相却以至于今日也，此所谓势所难为者也。且天下事，有阻于势而难为者何限?如必因势难为而不为，匪惟在世不能随时以补救，即在己亦不能随分以自尽，士君子服古入官曾无一得以树立，其何以对士民、答君亲哉!爱檄邑之绅士等，授之以搜罗之法，讨论之功。会周雪亭先生来署，博学而文，才优而法，延之以专其事，葵向直任之以总其成。或于群书列传史而得人物，或于各省通志而得仕宦，或于残碑断碣而得高义实行，或于华表牌坊而得节孝科甲。尤其异者，适修衙署掘地而获二碑，一载历年官师，一载各署迁徙。于是在官稽皇朝之雅化，在野阐草茅之幽贞，阙者补之，讹者正之，新者绪之，遂成一邑之传书焉，此所谓勉强而为之者也。是役也，起于乾隆二十一年丙子，成于二十五年庚辰，中间隔彭山调署一载，又因此都人士，慕善无若渴之心，告令迭招，不能踊跃从事，倘再延不竣，终成画饼，爰付之梓人，登之梨枣。”由此可知，早在明代景泰五年（1454），知县李真（陕西咸宁人）首创县志。八十余年后的嘉靖十九年（1540），知县万文彩（云南临安府进士）与县进士何钟等人又重修，编成邑志十卷。再至万历九年（1581），知县秦可贞（陕西咸宁进士）延请县进士李长春（官至礼部尚书）总其事再度重修。万历四十四年知县系孙杰（浙江钱塘进士）、训导胡效夔等人据以续增。惜经明季兵变之后，这些县志均散于宫里荒烟，荡然无存。入清以后，康熙中修《叙州府志》时，知县钱绍隆（浙江海盐进士）编辑本邑志乘汇人其中。熊葵向来任是邦，遍访旧乘。仅于县人王来一家得一抄本，与府志所载参校。遂集县人士商之重开志局。时周章熠来，任训导，葵向得知他颇具文才，便请为总撰。又田翻修县署，掘出石碑两境。一载历代官师，一载各署衙之迁徙变更。从而广集群书之记载，收残碑断碣之所录，四历寒暑方得以成书，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刊行。

此志分十八门，约20万字。以职官、人物、学校、祠堂等门类记载较详。对于本县明代之著名人物如工部尚书甘为霖，礼部郎中熊过，兵部尚书刘时俊等人的事迹记之尤详。其他则以山川古迹、学校书院中所收载之史料为有价值。历代有关诗文多附于各门类之中。

今存乾隆二十五年（1760）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