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页 >巴蜀史志>文化纵横 >详细内容

志书所见安岳石刻略考

作者:汪毅 来源:《中国地方志》2018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18-09-12 浏览次数: 【字体:

安岳石刻造像数量达数万尊,编号的龛窟236处。凿刻以佛教造像为主,兼及一定数量的道教造像和儒释道三教或佛道合龛造像;时间以唐宋时代的为主,具有“上承龙门石窟,下启大足石刻”的居间地位。安岳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0处,其中属于摩崖石刻造像的8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9处,其中属于石刻的18处,享有“古、多、精、美、特”“我国古代雕刻又一伟大宝库”等盛誉。

安岳县茗山寺(图片来自网络)

 地方志自古便有“一邑之志,载一邑之事”“志何容易哉,志信物也”等表述。本文从读志用志的角度,首次借助《安岳县志》(包括旧志、新志)及相关志书,对安岳石刻(寺观)进行略考。这对厘清其历史状况,具有探索意义和方法论意义,甚至为我国著名石窟(刻),如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大足石刻等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从《安岳县志》略考安岳石刻


 地方志不仅为一方全史和一个地方的百科全书,而且具有权威性,具体表现在:体例独特、官书官修、资料采集广博等。仅以该邑之清康熙本《安岳县志》的资料采集来源为例,便涉及《一统志》《华阳国志》《四川通志》《历代会典》《尔雅》《唐史》《宋史》《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文献通考》《翰墨全书》《方舆胜览》《大学衍义补》《古今诗刻》《经世宏词》《古今碑志》《历朝捷录》等约20种文献。据此,出自地方行政官员或硕儒的志序中,便有“邑有志,犹国有史。凡一邑之志,一邑之古俗、民风、大政、大事俱悉焉”“志以志一邑之事”“一邑之典章文物,皆系于志”“一邑大观”“志信物也。信于独,可竖揭于昭昭;信于同,可垂鉴于永永”等说,并把它作为修志所强调的客观理由。

 四川安岳县建制历时1400多年,古称普州,具有修志传统,自宋代以来,代代赓续,曾六修地方志书,其中清代便有四修。尽管如此,囿于历史条件局限,如交通及交通工具、通信等的欠发达,加之缺乏专业的文物保护机构通过文物普查而得出的具体数据,因此安岳石刻分布的记载,包括系统性的存史,主要依靠县志的记录,即设“寺观”篇或《寺观志》专题来完成。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讨论的寺观,并非土木结构意义是的寺观,而是佛教石刻特殊形式的建筑,属于石质文物。其表现是,以岩石为建构客体,或凿洞,或开窟,或辟龛,造像其中,供人顶礼膜拜,以体现“像教”作用及历史、艺术的价值。故在旧志中,安岳石刻分布的一大特点,便是依托“寺观”这种特殊形式来记载的。由此,从县志的《寺观志》中,梳理出安岳石刻(寺观)不同时期的分布概况,具有相对的准确性、客观性、科学性。遗憾的是,所有旧志均未涉及石刻研究领域的介绍,使我们无法分享古代先贤对安岳石刻研究的成果,虽然这与当时石刻研究条件和研究能力的局限有关。

安岳县毗卢洞“水月观音”,为安岳石刻代表。(图片来源:资阳市人民政府网)

 就旧志而言,安岳县志有宋刻本《普慈志》、明刻本《安岳县志》、清刻本《安岳县志》(康熙、乾隆、道光、光绪本);就新志而言,安岳县志有1993年本《安岳县志》、2011年本《安岳县志》。在这些志书中,关于寺观的记录,对于我们认知安岳石刻的客观存在和具体分布具有“信物”意义,颇值得梳理和做比较研究。下面,按志书刊刻印成时间的先后为序表述。

 其一,宋刻本《普慈志》。该志为南宋嘉定时期(1208—1224)所修的木刻本。据《宋史》卷二百四《艺文志(三)》载,《普慈志》由普州知州杨泰之主修,达30卷之丰,开了记载安岳县事之先河。因其散失无存,无法窥其全貌,只能从有关文献、特别是明万历本《安岳县志》序言中知道它的存在及价值。康熙本《安岳县志》之《艺文·古碑遗目》中,曾收录有杨泰之为《普慈志》撰写的序言。遗憾的是,该序言在清康熙时便荡然无存了。囿于该志散失,故无从考。

 其二,明万历《安岳县志》。该志是安岳历史上第一本以“安岳县志”命名的志书,系明代万历三十六年(1608)所修的木刻本,由被誉为“邃学宏才”“名杰”的安岳知县李奇英主修。这应该是一本非常重要的县志,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惜散佚无存,只能从清代所修邑志,尤其是康熙版的县志知道它曾经存在。因该志不存,故无从考。

 其三,清康熙《安岳县志》。该志是清代第一本安岳县志,系邑令郑吉士获得明万历刻本《安岳县志》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前重加修辑,由邑孝廉(举人)周于仁纂,约8万字(周于仁后来调任台湾澎湖厅通判,曾写有《澎湖志略》,为台湾澎湖最早的一部方志)。因郑吉士为一官摄安岳、乐至两县,故修《乐安县志》(共3卷,其中前2卷为《安岳县志》,后1卷为《乐至县志》),但功未克成。继任姚孔镛进一步推动,并为该志撰序。后任知县程璲于康熙五十八年(1709)踵其事,并于康熙六十年(1712)梓行。该志仅存两套,一藏北京图书馆,一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弥足珍贵。1984年,安岳县志编纂委员会在北京图书馆复印该志,并请工于书法的蔡蕴辉先生刻蜡版油印200册;2013年,安岳县地方志办公室整理重印500册。由于宋本《普慈志》和明本《安岳县志》散佚,康熙本《安岳县志》客观上成了安岳县所存的第一本县志,其讨论就尤为重要了。

 康熙《安岳县志》虽有局限,甚至不尽如人意和不乏微词,如张松孙、朱纫兰在清乾隆本《安岳县志》之《卷首·凡例》中评价“周于仁无燕许才,逞胸臆见,体裁不依史例叙次,复多踳驳,絓一漏万,无徵信难信”,甚至批评其中的《艺文》“滥伪收入”“词句俚鄙”“轻重倒置”。尽管如此,该志《寺观》仍沿袭了明万历《安岳县志》的记载方式,正如附言“按旧志云,普(州)寺庵甚多,稍隘不称者不载。今查境内如蟠龙寺、宝庆寺、集福寺、观音寺,不甚狭小皆未载入。则其他孤庵小庙之遗漏,必多可知矣。今概其旧,不敢妄增致繁冗也。”此附言,至少传递了3个重要信息:一是古普州(今安岳)的寺观甚多;二是忠实前志即明本《安岳县志》记录的寺观;三是遗漏的客观存在,如净慧岩这样建于唐乾元且具有一定规模的僧舍遗迹,尽管《艺文》中辑录有宋人白麟撰写的《净慧岩铭》)。

 康熙《安岳县志》辑录寺观96个,其中寺85个,观11个,足显安岳石刻分布之广,真所谓“罗布乡村”。但从整体上看,其表述散乱,缺乏科学的分类,即或按时(年代)空(方位)分,或按题材分。此外,整个记录的信息或过于简单,如规模宏大的卧佛寺(唐时为卧佛院,下同),仅有一句“治北四十里”;或多残缺,如草堂寺、大山寺、玉金寺、天龙寺、兴隆观、元妙观、五龙观等仅有寺观名而不知其方位;或有失误,如宝相寺、卧佛寺的距离等。但也不乏若干用心良苦之处,即努力注明地名方位并注录具体的位置,如记述隐静寺,既注出其位置于县东百里,又具体到帽盒山之右及一名马家寺;如记述报国寺,既注出县南24里,又具体到有12峰;记述孔雀寺,则具体到孔雀山之绝顶处。对于那个交通不便、信息不畅通、记录手段单一、经济滞后的时代——“知志者何容易哉”!尽管我们不能苛求古代修志者做田野调查或者文物普查,更不能奢望他们能够留下对安岳石刻研究的“大数据”,但是做实事求是的评价却是有必要的。

 卧佛院卧佛,堪称我国古代全身石刻卧佛之首。(图片来源:资阳市人民政府网)

 除在《寺观志》中介绍寺观分布情况之外,康熙《安岳县志》之《艺文》篇中载有与之相关的记、铭、古碑遗目、记游诗,如宋代白麟撰《净慧岩铭》以及古碑遗目《栖岩山寺赞铭序》《老君应见碑》《普慈志》《小千佛院记》,明代杨名撰《道林寺增修台墀记》、杨瞻撰《真相寺重刻摩岩古字记》、工烈撰《敕赐兴修天庆观记》,较之清乾隆、道光本《安岳县志》,这些文献录存尽管算不上丰富,但传递了寺观沿革等相关信息,特别是重修(建)及曾有的规模,突出了重要寺观的影响,弥补了寺观分布简介的不足,并为继后乾隆、道光、光绪本《安岳县志》之《寺观志》的编纂或续修提供了参考借鉴。

 其四,清乾隆《安岳县志》。该志系乾隆五十一年(1786)刻本,上承康熙本,下启道光本,有着特殊意义。

 该志由潼川知府张松孙修,安岳知县朱纫兰纂康熙《安岳县志》基础上增修约16万字。其卷首《凡例》称:“详考核而广搜罗,卷帙既富,两倍旧志该志具有分类细、信息量大的特点,强调“邑之寺观亦独盛于他邑”特色。刻本仅存两部,分别藏于四川大学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1985年,安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在成都复印该志,并请蔡蕴辉先生照本刻写,翻印100部;2013年,安岳县地方志办公室整理重印500套(每套两册)。

 乾隆《安岳县志》设《寺观志》,共收录寺、观、庵、宫、庙、阁81个,其中寺68个,观8个,庵3个,宫1个,庙1个,阁1个。其分类科学,即根据寺观的多寡按空间地理方向的东西南北分类,一目了然。在所辑录的68个寺中,治东(含东北)有28个,占近二分之一;治西(含西南、西北)有5个,占近五分之一;治南21个,占近三分之一;治北8个,占近八分之一;未明确方位的有2个(梧杨寺、普庆寺),占三十四分之一。从中的数据显示,安岳的寺观主要集中分布在治东和治南方向,这为之后的文物普查提供了重要线索。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著名的安岳卧佛寺,该志在前志康熙《安岳县志》“治北四十里”的基础上增加了“石像森然,今未修”7字,使之信息量增大,而且为人所不知和被记述,包括专业著述《安岳卧佛院考古调查与研究》(秦臻等著,科学出版社,2014.12)等。

 至于安岳寺观所体现的文化氛围和昌盛发达的原因,乾隆《安岳县志》卷3《寺观志》的章下序作了回答:“普慈素号仙灵窟宅。宋明以来,高僧羽士著名者时不乏人。其琳宫古刹,俱建于山巅水湄白云深处。学士大夫有探幽选胜之癖者,每低徊留之不能去。歌咏记序跋,较他邑独多。况自无际禅师之后,数传而至慈量,犹能持慧定力,被忍辱铠,阐法苦行,振其宗风。宜乎,邑之寺观亦独盛于他邑也!”

 除在《寺观志》中介绍寺观的分布情况之外,乾隆《安岳县志》承袭了康熙本,通过记、诗等形式完善寺观内容的方法,但分类科学更具有系统性,记和诗的体量(信息量)更大,成为道光本、光绪本的范本。所谓分类更科学,即记述归类在“寺观中”,随寺观而编,一目了然;所谓体量(信息量)大,即录存的记达18处之多、诗若干,皆为明清地方官员及硕儒所撰。这些“记”(铭)少者两三百言,多则八九百言,依次为:苗衷撰《道林寺碑记》、杨名撰《道林寺增修台墀记》、汤绍恩撰《重修道林寺佛殿记》、邹升元撰《重修道林寺记》、徐观海撰《重修道林寺阶墁记》、徐观海撰《大佛禅院碑记》、颜公辅撰《修教中寺记》、任文翌撰《重修教中寺金像阶级山门记》、冯世雄撰《真相寺石观音像记》、冯俊撰《真相寺圆觉洞记》、杨瞻撰《真相寺重刻摩崖古字记》、周于仁撰《重修罗汉寺记》、徐观海撰《国清寺建坊记》、王英撰《无际禅师塔铭》、王应鹃撰《万寿寺重修大士宫及两廊记》、工烈撰《敕赐兴修天庆观记》、姚孔镛撰《川主庙装铁地藏像并修佛殿记》、徐观海撰《观音阁记》。这些记(铭)及诗,传递了若干与寺观密切关联的信息,包括撰写者的身份量级,如前国史总裁王英等;这些记及诗,具有史料性和文学性,对于深刻认知安岳石刻的文化背景具有重要意义,甚至可以作为安岳石刻资源的一种深度开发,或编印成册,或做艺术墙,或作为安岳石刻申遗的佐证,或作为深度诠释安岳石刻旅游的一部分等,以放大安岳石刻的文化功效,体现安岳石刻的人文价值,使之古为今用。

 其五,清道光《安岳县志》。该志为道光丙申年(1836)刻本。2017年,安岳县地方志办公室整理重印1000册。该志由安岳知县濮瑗总裁,国史馆议叙知县周国颐编纂,除卷首共16卷,约28万字,系《安岳县志》旧志中字数最多的一部。有此规模,既得益于知县濮瑗的爱志、读志、用志及“夙志也”——从其所序知道,他下车之初便读《鹤平太守志》,听讼之下读《仙山孝廉志》,甚至有若干举措即“用是数年来,有所见闻,则随手抄录存之,以待补遗”;又得益于书院山长周吉卿及纂修者的请缨修志。

 《道光《安岳县志》》设《寺观志》,辑录寺、宫、观、庵、阁89个,包括已废寺观。其中,寺72个,宫1个,观11个,庵3个,阁2个。它的分类不及乾隆《安岳县志》明晰,缺乏标准,比较随意,但却多注明行政属地,有利于按图索骥,即在所属行政区(乡、镇)找到这些寺观。其辑录寺观的原则,结尾处有说明:“邑中寺观甚多,此特录其较盛者。有邑、郡、省三志所已载者,虽废亦录存,古迹也。此外,孤庵小庙势难备载。”

 值得肯定的是,道光《安岳县志》之《寺观志》却像乾隆本一样,注重强调“邑之寺观特盛也”的特色,即录存有大量的记及记游诗。其记多达24篇,依顺序具体为:王应鹃撰《万寿寺重建大士宫及两廊记》、冯世雄撰《真相寺石观音像记》、冯俊撰《真相寺圆觉洞记》、徐观海撰《国清寺建坊记》、王英撰《无际禅师塔铭》、徐观海撰《大佛禅院碑记》、邹长源撰《仙桥寺记》、苗衷撰《道林寺碑记》、杨名撰《道林寺增修台墀记》、汤绍恩撰《重修道林寺佛殿记》、徐观海撰《重修道林寺阶墁记》、颜公辅撰《修教中寺记》、◎◎◎撰《报国寺览胜记》(稍节)、于汤撰《舍常住自序碑记》、邹长灿撰《补修观音寺记》(节录)、汤佐撰《宝庆寺源流记》、王炳瀛撰《宝庆寺补修碑记》、周于仁撰《重修罗汉寺记》、谭言蔼撰《华严寺重修碑记》、汤绍恩撰《千佛寺碑记》、宝可进撰《龙门观增建胜景记》、工烈撰《敕赐兴修天庆观记》、邹长源撰《天庆宫记》、徐观海撰《观音阁记》。在这24篇记中,既存录或强调了乾隆本的14记,又新增了康熙至乾隆这个时段地方官员和名士鸿儒新撰写的10篇记。在新增的《仙桥寺记》《报国寺览胜记》中,还传递出杜甫曾流寓宦游安岳及杨升庵为安岳报国寺篆额的信息;从《题菩提寺大通和尚壁》中,尚可读到明文渊阁学士赵贞吉的诗。这些鲜为人知的信息,至少可以为杜甫草堂、杨升庵纪念馆补充相关内容,成为安岳石刻旅游开发的“亮点”之一。

 其六,光绪《安岳县志》。该志为光绪二十三年(1897)刻本(准确的志书名称为《安岳续志》,增修本)系安岳清代最后一本邑志2017年,安岳县地方志办公室整理重印。

 光绪《安岳县志》由安岳知县陈其宽修,举人邹宗垣纂,约9万字。因该志定位为增(续)修,故所设卷2《寺观志》为“续”,开篇便说明“旧志有者不录”,只是对前志未录即新发现的寺观做补充,共33个。其中寺23个、观2个、宫1个、洞1个、庵6个。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补充,相对于在与前志的基础上做了一次不小的文物普查而获得新的寺观数据。其新增的记(序、小引)有15篇,存录了一个时段有关情况的变化,具体为:巨崖氏撰《东林寺重修白塔碑记》、周文席撰《增修云居山真相寺记》、朱向隆撰《建修真相寺记》、罗心田撰《培修栖岩寺记》、王应鹃撰《重修白云山宝相寺记》、陈瑞撰《报国寺记》、谭言蔼撰《重修高山寺砦记》、邹绍观撰《增修集福寺记》、邱开来撰《五谷灵官二神像记》、李廷燮撰《培修道林寺记》、任文山撰《补修教中寺记》、邹绍观撰《大月寺落成序》、陶绍绪撰《金轮寺小引》、郭凯光撰《玉皇观记》、吴琢璞撰《创修三圣宫碑序》。其记游诗有:《宿国清寺》《游国清寺》《游龙兴寺》《游天台寺》《游宝庆寺》等。

 其七,1993年本《安岳县志》。该志属于社会主义新方志范畴,开安岳县新修县志的先河。该志书由安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1993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10万字。较旧志的“寺观”,该志第一次将安岳石刻升格成“石刻篇”,设概况、主要石刻、保护管理3章,计约3万字。该石刻篇首次对安岳石刻作了概述,并对安岳58处主要石刻做了介绍,包括卧佛院、千佛寨、圆觉洞、毗卢洞、华严洞、玄妙观、茗山寺、净慧岩、黄桷大佛、高升大佛岩、孔雀洞、安堂寺、塔坡石刻、三仙洞、狮子岩、菩提寺、上大佛、朱家经堂、石锣沟、佛慧洞、青竹寺、云峰寺、清流翰林洞、西禅寺、佛洞岩、永隆佛耳岩、圣水寺、菩萨湾、三教寺、封门寺、白塔大佛寺、龙西毗卢沟、新庵子、大月寺、城郊大佛岩、城北佛耳岩、佛洞寺、下大佛、宝庆寺、岩观音、三娘庙、金鸡寺、寂光寺、香吉寺、宝石庵、石鼓千佛岩、老君岩、清明寺、佛岩湾、大菩萨、半边寺、搕石岩、菩萨湾、赖佛岩、花石岩、大佛山、共和老君岩、朝阳洞石刻,对其他零星石刻点做了简介,体现了1984年全县文物普查的重要结果(文物普查包括地面文物——石刻、古建筑、古文化遗迹、古寨、近现代重要史迹;地下文物——古墓葬、古生物化石;馆藏文物。下同),特别是对石刻的登记建档。这些石刻点的著录,成为安岳石刻历史的客观记录,大致对应了《安岳县志》(旧志)寺观分布的情况,尽管由于行政区划调整而地名出现的某些差异,但却提供了石刻普查的重要线索。同时,完善了旧志未详做介绍的石刻点,如规模宏大的卧佛院,康熙《安岳县志》仅有“位于治北四十里”之轻描淡写,乾隆《安岳县志》仅有“位于治北四十里,石像森然,今未修”的记述,弥补了遗珠之憾,为文物的新一轮普查奠定了重要基础。

安岳县千佛寨(图片来源:资阳市人民政府网)

 其八,2011本《安岳县志》。该志属于新编《安岳县志》的续修本,由安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2011年由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180万字。该志在前志基础上,不仅设石刻篇,而且设有与石刻相关的文物与管理篇,体现文物事业的与时俱进、蓬勃发展。文物与管理篇分文物概括、文物升级申报与命名、文物管理与保护、文物研究与利用、机构”等5章,总结了1984年、1987年、2009年文物普查的结果,包括对安岳石刻档案的进一步完善与复查内容,故比前志记录更完整、更丰富,为安岳石刻大数据的构建提供了保障,并为安岳石刻的申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等注入了新的活力。

 2011年本《安岳县志》石刻篇设两章,一章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一章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对安岳全国级文物、省级石刻进行了详细介绍,体现该志内容的特色。其中的《安岳主要石刻一览表》,结合安岳的三轮文物普查结果及国家、省、县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的实际情况,按序号、单位名称、时代、题材、级别、地址、公布日期等要素,特别强调了以安岳石刻级别的分类,即按石刻级别(全国、省、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保护点)分类,颇为清晰,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

 为体现统计的完整性,包括最新田野调查结果,本文采用安岳县文物局最新的统计数据(包括《安岳县志》“安岳主要石刻一览表”所列148处摩崖石刻单位),即236处摩崖石刻单位。其中,全国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卧佛院摩崖造像及石刻经文、毗卢洞摩崖造像、圆觉洞摩岩造像、千佛寨摩崖造像、华严洞摩崖造像、茗山寺摩崖造像、孔雀洞摩崖造像、玄妙观摩崖造像等8处(鉴于木门寺是以古建筑申报的,本文未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18处(详见表)。此统计分类科学,横不断线,既非常符合行业管理的要求,又为搭建安岳摩崖石刻大数据平台提供了良好基础,有利于安岳摩崖石刻最新调查内容的补充完善,有利于安岳石刻的合理开发、科学利用。

从其他志书文献中略考安岳石刻


除《安岳县志》对安岳石刻(寺观)的记载之外,其他志书亦有不同程度的记载,虽然有些碎片化,但却透露出安岳石刻之古、多、精、美、特的信息,弥足珍贵。按出刊(版)时间为序,略述如下。

其一,《舆地纪胜》。宋代王象之所撰,被列入《宋元地理志丛刊》(李勇先点校,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在第158册(4781页)“普州”中,有对安岳石刻的记载,如“千佛院,在城东灵居山,寺上有圆龟洞、葛仙洞、翼然亭,今名真相寺,皆镌石为佛像,形容其古”;如“宝相寺,在安岳县,有石镌三大像,覆以层阁”等,足现安岳石刻之古、之宏。

其二,《四川通志》。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常明、杨芳灿等修纂,合计226卷,400余万字,其中正文计204卷,约388万字;卷首22卷,约15万字,既是古代(明清)四川现存第七种省志,又是正式成书刊行的最后一种,还是最具规模的一部通(总)志,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志被列入“”中国西南文献丛书”之《西南稀见方志文献》,于2003年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志在卷42《舆地·寺观》中,介绍了安岳县的陈林寺、万寿寺、天庆宫、菩提寺、慈云寺、教中寺、国清寺、真相寺、古龛寺、东林寺、栖霞寺、报恩寺、道林寺、木门寺、天台寺、天庆观、梓潼观、净慧岩等18处寺观,其中对国清寺、真相寺、天庆观、净慧岩等4处寺观的记述较为详细。

安岳石刻(图片来自网络)

其三,《新修潼川府志》。清代四川最后一部府志,由阿麟修、王龙勋等纂,55万字。该志将寺观内容归置于第6卷《舆地志》,介绍了安岳县的国清寺、木门寺、万寿寺、栖岩寺(今废)、道林寺、寂光寺、真相寺、天台寺、古龛寺、大佛寺、菩提寺、宝庆寺、孔雀寺、玉泉观(今废)、天庆观(今废)、龙兴观(今废)、观音阁等17处寺观,其中对国清寺、木门寺、道林寺、真相寺、大佛寺、宝庆寺等6处寺观的记述较为详细。

其四,《安岳县乡土志》。编成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约5万字,未刊印,善本,稿本现存四川大学图书馆。该志由安岳县知县高铭箴鉴定,举人张光溥总纂兼分撰,即根据《安岳县志》(道光、光绪本)作增辑。其中,目录未列《寺观》,内文仅著录万寿寺、栖岩寺、宝相寺、真相寺、石华寺、牛王寺6处,对真相寺作有介绍。

其五,《内江地区文物简志》。内江地区文化局于1983年12月编,内部资料,约2万字。在“摩岩造像及石刻”栏目中,著录有安岳毗卢洞石造像、圆觉洞摩岩造像、华严洞摩岩造像、千佛寨摩岩造像、孔雀洞摩岩造像、大佛岩摩岩造像、卧佛院摩岩造像及石刻佛经、茗山寺摩岩造像、玄妙观道教造像、庵堂寺石刻、大月寺石刻、塔坡石刻、净慧岩摩崖造像、三仙洞摩岩造像、佛慧洞摩岩造像等15处造像,约6000字,均配有图片。除被介绍的安岳石刻造像占整个栏目的五分之三之外,在“古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物”栏目中,介绍了木门寺无际禅师亭、文庙、道林寺、教中寺、奎星阁5处,约2000字。

其六,《四川省志·文物志》(上下册)。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1999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08万字。在第四章摩崖造像、题记、画像及其他造像中,分别著录有安岳千佛寨隋唐造像、玄妙观唐代造像、卧佛院唐宋造像及藏经洞刻经、华严洞宋代造像、毗卢洞宋代造像、茗山寺唐宋造像、圆觉洞唐宋造像等7处代表性造像,约5000字,均配有照片。被介绍的安岳石刻为该章之冠,即著名的大足石刻介绍仅有6处(1997年之前,重庆隶属四川)、闻名的广元市、巴中市石刻其分别介绍仅有3处,足见“古”“多”“精”“美”“特”的安岳石刻在巴蜀石刻艺术中的突出地位。

本考小结


综上所述及所列表可见,本考几乎囊括了涉及安岳石刻的志书。同时,对其进行抽丝剥茧的梳理,使之脉络清晰,形成旧志与新志内容介绍的对比,展示了安岳石刻记录不断完善的过程,进一步厘清了存在于志书中的关于安岳石刻的种种记录,具有相当的信息量。

归纳起来,本考借助的志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旧志与新志,即新中国成立之前出版的志书为旧志,之后出版的志书为新志;一类是综合志与专志,即综合志为通志、府志、县志三级志书,专志为综合志之外的志书。在方法上,通过客观的对比,让文献资料(志书)“说话”,体现出读志用志的实际意义。这对于探索如何运用志书数据的条分缕析,就我国颇具代表性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大足石刻等石窟(刻)区域的对比性研究,无疑提供了一个新角度、一种新思维、一种新方法,有助于我们对所考对象有一个渐进式的认知,从而拥有更大的信息量。

来源:《中国地方志》2018年第4期


作者:汪毅

关闭本页 【打印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