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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升庵—为中华民族成长做出贡献的伟大哲人(一)(二)

作者:祁和晖(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来源:《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第十三辑) 发布时间:2018-09-04 浏览次数: 【字体:

杨慎升庵先贤生涯简概与评价遗憾

杨慎(1488—1599),字用修,号升庵,别号博南山人、博南逸史、滇南戍史、洞天真逸等吗,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史》有传,但极简。

杨慎画像

综其生平“时空”二维要点,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六处基本地域。即:

第一阶段,1至23岁求学、应举、成婚有室时期——此期其活动区域为北京及故乡新都、成都。升庵出生于北京,12岁丁母忧始回乡。16岁返北京。20岁回蜀入县学准备应乡试,同时娶礼部侍郎王溥之女为妻。本年底返北京。21岁在京应会试,拟取为魁甲,因偶然因素(试卷被烛花烧残)落榜。

第二阶段,24岁至36岁,中状元,入翰林院编修,任皇家经筵讲官,殿试掌卷官等。其间26岁继母喻氏卒。升庵扶柩归蜀。28岁丁忧期满返京,31岁发妻王氏卒,升庵护柩归蜀礼葬发妻。又于32岁时继娶南京工部尚书黄珂第二女黄峨为妻,33岁年末返京。其活动区域主要为北京、成都(含新都)、遂宁。

第三阶段,37至66岁,这将近30年时光为杨慎因谏大礼(“大礼议”)触怒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被两次“廷杖”肉刑后流放充军边远云南省永昌卫(今保山市)戍边服刑,活动区域主要在云南、贵州、重庆,四川之泸州、宜宾、新都、成都等。

第四阶段,67至72岁。嘉靖皇帝忌恨杨慎“到底”。不仅不在多次全国大赦中不赦杨慎,甚至违逆明朝刑典,不准杨慎在64岁高龄时,享受“以子替役放归”的高龄流放刑罪人员应享的待遇。这一阶段杨慎活动区域主要是云南、贵州,四川泸州、成都。这第四阶段为晚年潜居四川泸州岁月。杨慎66岁至72岁这一时期是在朝中奸相严嵩的默许下,在泸州置宅潜居。严嵩是杨廷和任“礼闱”考官主持会试时及第的进士,在名分上乃杨廷和座下门生。但严嵩怕沾“大礼议”事。正是严嵩为相主宰朝政不敢依例批准杨慎获得“以子替役放归”待遇。杨慎66岁时严嵩下狱后这时才敢在当时属于四川管辖的“遵义府”邻近的泸州潜居下来。期间不时潜归成都扫祖墓,理家事。直到升庵71岁。据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说:本年云南巡抚王昺听信谗言,为掩盖自身问题,讨好嘉靖皇帝,派四名指挥至泸州“械逮”杨慎返滇归案。待老翁升庵押送途程三千里,历时40日抵达昆明西山高峣时,王昺已“墨败”,下职,但升庵知此生已无回乡机会了。次年春72岁的升庵带着衰病由昆明抵永昌戍所。嘉靖三十八年(1559)七月六日,一代哲人杨升庵病殁于戍所寓舍。时任云南巡抚游居敬请旨,许升庵灵柩得归故里新都祖籍安葬。晚年有6~10年的时间升庵活动范围主要在川南,尤其是泸州。

一代文化巨星陨落,迄今已历459年,虽然《明史·杨慎传》对其在明朝士人中的“特殊性”作了一句话的评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但这句“评述”仅是对杨慎个人知识结构与文字成果的粗浅描写,并未给杨慎作出历史作用定位与评价。

王世贞画像

明、清两代不少学坛大师如明世王世贞、李贽、徐谓等都在自己的著述中引用、评点杨慎,在评价上作出过强烈反应。清代学人更着重致力于编辑总汇杨慎著述为《文集》《全集》《合集》《遗集》;为杨慎编《年谱》,拟为后人重新评价杨升庵保留并奠下文献史料基础。当代,我们以倪宗新《杨升庵年谱》所涉升庵文献为基础观察,可探测出“升庵评价”的一个基本态势——历时愈久,升庵所享有的历史评价愈高,愈全面。进入中国现代化时期,“升庵评价”也进入了现代中国人的新视野。先是陆复初氏发出不平之声,指升庵是被遗忘的一代哲人。接着倪宗新说:“迄今为止,杨升庵的意义和价值,还远远没有被学术界清楚地认识到。”  

杨慎应享的历史定位与评价

在明代,已有人提出论杨慎“固不独以文重”,而应观察“先生世笃忠贞,气塞天地,为昭代完人”。但即使从“昭代完人”角度评价,仍然只是在“修身”范围内说事,于“治国平天下”有何作用仍然缺失。

“升庵评价”进入现代人视野,始于两位老革命家,两位参与缔造新中国的文化战士李—氓与张秀熟。在成都市新都区桂湖杨升庵纪念馆中可读到李、张二老当年为建此馆的题辞。李一氓“题辞赞”言:“升庵功业,当以在云南推行中原文化,使汉族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相结合与融合,对中华民族的成长有贡献。”张秀熟言:“综计升庵毕生行事,我敢大声高呼:杨慎是中国历史上难能的伟大哲人。”李、张二老的见解启迪我们追寻杨升庵的历史定位,不应局限于文章、学术,而应该从中华文化史、中华民族成长史中去观察这位“伟大哲人”的一席之地。

李一氓

 中华民族的成长史就是中华境内原本相隔相异的各种类型聚落族群对中华文化不断加深的认同史和不断对中华文明构建成长的贡献史。中华五千年一脉相传的文化史与文明史,同时即是一部中华大地居者之间安危与共、民心相通、利益共享的民族成长史与发展史。许多志士仁人为中华民族的成长做出过贡献。尤其那些直接将先进经济、文化种子撒播在中华大地相对后进的兄弟民族聚居区的哲人英豪居功更伟。20世纪50年代,李、张二老评价杨慎是为中华民族成长做出贡献的伟大哲人时,“社会认同”理论体系尚未正式形成,二老却睿智地提前用后来才具治学意识的“社会认同”理论标尺,观察定位了杨慎。

据行家介绍,“社会认同理论由Taifel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这一理论“为理解民族认同提供切入点”,其“理论系统”中提出若干思考与概念。比如“社会认同是一个双向过程”——存在于“群体资格”中的个体认同与社会认同,一方面是个体对群体的自我归类,另一方面是群体对个体的接纳。民族认同作为社会认同的一种,同样是一种双向认同过程。因此民族认同实质上是不同的群体身份带来的不同社会认同之间冲突与协调的过程。有识者借助“社会认同”理论剖析中华民族成长史,提出一个认真的合理的见解:“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民族共同体,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高层级认同。”这种“高层级民族认同”是在保留对本民族认同的同时拥有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中华民族的认同基本上是在“各美其美、美美互鉴”的形态下进行的。因而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不仅历史悠久,而且特别牢固。无论什么外力破坏(如近代帝国主义列强的挑拨瓜分),还是一小撮内部狭隘民族分裂分子(如台独小丑之类)的捣乱,最终都会失败。  

杨慎正是在充军永昌戍边的岁月中,发扬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光辉和美,在中华西南边陲撒播“民心相通、美美互鉴”的种子。升庵弟子与朋友遍布云贵高原,中华学术之美、文学之美、书法之美、五伦伦理之美吸引着、感动着云贵川各族人民,各族人民对杨升庵的接纳和尊崇过程就是加深中华大西南各族认同的文化与心理的融合过程。正是在文化融合过程中体现出杨升庵对中华民族成长做出的重要贡献。

杨升庵在云贵高原耕种中华主流文化并获得丰收

杨慎直接促进着西南边陲各族对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认同与向心力。

杨慎37岁参加朝廷群臣“大礼议”触怒嘉靖皇帝,两次受“廷杖”刑罚后充军云南永昌卫。从此,负刑罪而终老。72年生涯中除晚岁潜居四川泸州6年,37岁前先后家居北京、成都两地外,长达35年岁月都在滇黔川边地戍所度过。虽然亲友弟子先后为杨慎建筑居宅、书院、别墅栖身,但“刑罪”人员身份直至终身。杨慎70岁时欲按明朝律例申请“以子替役放归”,而遭嘉靖违例否决。



嘉靖帝画像

杨慎71岁时,本潜居泸州。不料10月,时任云南巡抚听信谗言派四指挥使往泸州“械逮”杨慎归云南戍所服刑。这位刁难白头杨慎的“云南巡抚”到底是谁?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说是王昺,倪宗新撰《杨升庵年谱》采此说。明简绍芳《升庵年谱》未记“械逮”归戍所事。清孙錤“补订”清程封《杨升庵先生年谱》,在杨慎“年七十”下明文记云南巡抚游居敬遣四指挥,于蜀逮修撰还戍永昌。先生作《七十还戍》。

勘校比对各《谱》,应以作诗《七十还戍》之年即嘉靖三十六年(1557)为“械逮”时间点方能说通。但,这位云南巡抚不可能是游居敬。因嘉靖三十四年四月王昺以湖广左布政使巡抚云南,杨慎时年68岁。嘉靖三十六年(1557)四月大内火灾。嘉靖以“殿灾,下罪己诏”。此时,擢升湖广布政使王昺为都察院右护都御史仍巡抚云南。王昺此时职责是“都察”类御史,他揣摩圣意,总得在云南“都察”点能引起皇帝关心的事,于是选择“械逮”衰暮残年的杨慎归戍所服刑。

杨慎70岁时游居敬尚未任职云南,若将“械逮归戍”事件系于杨慎71岁冬天,则王昺已于此年闰七月调离云南,升为南京工部右侍郎。而此年八月游居敬才由山东布政使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然而从游居敬后来所撰《翰林修撰升庵杨公墓志铭》看,他对杨升庵极为敬服,凶神恶煞“械逮”一位自己敬若神明的师长辈贤者耆人千里“归戍”,这在稍有良知之人都不愿为,游居敬再伪君子也无法撰写出对杨升庵毫无愧色的“墓志铭”。由游氏所撰《升庵墓志铭》中撰者本人无愧无悔的崇敬态度看,“械逮归戍”的云南巡抚只能是王昺,而“械逮归戍”事件也只能在杨慎70岁时发生。 

游居敬所撰《升庵杨公墓志铭》(以下简称游《铭》)对升庵在云南传播中华文化之功有全面的记述。



游居敬画像

(一)杨升庵在逆境戍所不怨天不尤人,而是奋发学术,精研中华优秀典籍,成果卓著:“居常诵咏古人书,日探索三代以来旧所觌经、史、子集、百氏之言。博而约,粹而弗泥。或发摘隐潜,或裒采菁华;长歌短篇,铿然中金石。摅为记诵序论、铭书赋赞杂著,无虑百千万言,用是以终其身。”

(二)升庵在云南上中下各阶层教化中华学术文化,其教化尤扎根基层,“人有扣,无贵贱,靡不应。时出绪言,以诲掖群髦”。

(三)升庵在滇传播中华文化地域广,人数多,效果巨大:“滇之东西,地以数千里计,及门而受者恒千百人。脱颖而登科甲,居魁选者,蔼蔼然吉士也。先生又不以问学骄人。藏智若愚,敛辨若讷,言质而信,貌古而朴,与人相接慷慨率真,评论古昔,靡有倦怠,以故士大夫乘车舆就访者无虚日,好贤者携酒者往问难。门下履常满。”

(四)杨慎在滇乡传播中华文化,教化中华风俗,获得滇乡父老由衷敬爱,直接推进、深化了滇乡人民对中华文化、习俗并中华民族母体的亲和力与向心力:“滇之人士乡大夫谈先生者,无不敛容,重其行谊、博物云。”“先生居滇,泛昆池,登泰华,游点苍洱水,探奇挹胜,所在有述,人争宝之。又工书法,片纸只字,相传摹拓,殆遍宇内。”



杨慎《丹铅总录》书影

游居敬所志杨慎在滇传播中华文化之功仍属浅表层次的“描写”。今日重审,杨慎“化滇”之功有革命性诱导教化之效。

其一,杨慎身体力行破除云南世袭土官、土司的文化垄断,将读书识字导入土官、土司治下的平民阶层。明初治滇始,即“规定土司子弟必须入学读书。各府、卫、所、司、州、县已逐步建立学校”,而土司对治下土民“一律采取愚民政策,只有土官、官族和土目的子弟,才有上学读书,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但升庵居滇,却“人有扣者,无论贵贱,靡不应”。

其二,升庵在滇“诲益群髦”,通过化育各族优秀子弟将认同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心理深耕播种,代代收获。比如升庵居滇教化的“杨门七子”,皆成为我国西南边陲捍卫、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意识的领袖。张含、李元阳、王廷表、杨士云、胡廷禄、唐池南、吴懋七人皆为滇乡名士,又皆为兄弟民族精英。他们在升庵的导化下成长,不仅给“充军戍边”的一代状元带来欢乐和慰藉,更为杨状元在特殊处境下报效国家、民族,开辟出一条新路。升庵45岁春,在由李元阳(白族)陪同春游大理点苍山时,曾应云南巡抚邀请,拟帮助纂修《云南通志》,因流言阻挠,未能成笔。然而升庵身后,万历初年,弟子李元阳(1497—1580)不仅纂成《云南通志》,更在此《志》中慧眼慧心,以中华民族的大视角,大眼光评价处理云南史事。例如他并不把他出身的白族视为传统的“西南夷”,而是视已在生活方式、伦理价值上与中原地区一体的族群为“民”,为“郡人”。李元阳在《云南通志》中这一见地是睿智而宝贵的。中华民族中占比90%以上的“汉族人”本来就不是单一的血缘民族,而是由以炎黄华夏为核心,以东夷、北狄、西戎、南蛮为拱卫,在习俗上逐渐融合,文化上长期互鉴互美认同下形成的统一民族,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长壮大,从来不是靠单一民族的生殖增口,而是不断有新的族群在不断加入。“五胡十六国”时代的“五胡”,“十六国”统一为隋唐时,作为族属,他们到哪儿去了?南北朝时期,虽多战乱,但从来没发生过强族毁灭弱族的“灭族”之战。然则,鲜卑、拓跋、羯、氐、羌“五胡”兄弟们消失在何处了?原来加入“唐人”了。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闹大民族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李元阳纂修《云南通志》前夕,明武宗正德年间成书的《云南志》卷三已记述:大理府风俗“郡中汉、僰人、少工商而多士类。悦其经史,隆重师友。开科之年,举子恒胜他郡”。李元阳修《志》中即时、恰当地肯定了大理这一历史趋势。李元阳的识见眼光直接受杨升庵影响,杨慎撰《滇载记》《滇程记》《滇侯记》,已为“杨门弟子”修史作出了示范。



李元阳像

李元阳不仅以中华民族大视野修纂《云南通志》十二卷,又与同门杨士云同修《大理府志》十卷。又有“杨门弟子”吴懋纂修《叶榆枟林志》。“杨门君子”所修志书中体现的中华民族视野与眼光,本身就是中华民族成长成熟的见证。对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与鼓舞力量。

居滇岁月,凡逢弘传中华文化之事,杨慎必竭力参加。如62岁时应地方官之邀,撰写《楚雄定远县新建儒学记》。杨慎身居逆境而从事中华文化传播,促进各族人民“民心相通,好恶相接”,是自觉的有意为之。这从他为滇士所集《南诏史略》亲自校核材料并作《序》鼓吹可见一斑。杨《序》说:“噫!是《集》也,有四善焉:辨方也;讯俗也;好古也;传后也。不特此也,上以广国家方兴一统之盛,下以备滇云始末之详。比于虞初九百之说,方朔三千之牍,不大有益乎!是可传也,遂书之”。杨慎在自觉地为“以广国家方兴一统之盛”上深耕育苗。

居滇岁月,杨慎曾冒政治风险为减轻滇民赋役上书云南官府为民请命,又于39岁时,68岁时两次穿戎装、率家僮,协助官府平定不法土司土官发动的民族叛乱。杨慎更应丽江木府邀请为木府题写“为国干城”匾额,鼓励木府忠于中华民族的功绩。

杨慎为中华民族成长所做贡献不仅影响深远,更值得我们今天继承弘传。  

未完待续……



祁和晖教授

作者简介 祁和晖,1939年生,四川开县人,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四川省杜甫研究学会副会长,四川郭沫若研究会名誉会长。

来源:《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第十三辑)


作者:祁和晖(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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