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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四川•春节特辑】萧放 ‖漫谈明清时期新年民俗

作者:萧放 来源:文史知识微信公众号 发布时间:2019-02-05 00:26 浏览次数: 【字体:


糖瓜祭灶,新年来到,

闺女要花,小子要炮,

老婆子要吃新年糕,

老头子要戴新呢帽。

这首北方广大地区流行的年节歌谣,生动地传递着旧时民众盼望新年的热切心情。

新年在传统社会有着重要的时间意义,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时刻。无论朝野贵贱、男女老少,都要回归家庭,团聚在祖宗牌位前,共享新年。依照传统习惯,新年是一个时段,它包括初一到十五,在我国北方地区甚至到二月二才结束。这里我们依照新年节序叙述正月初一至元宵节俗。

迎年贺岁

正月初一,汉代称为正日,宋代称为元日,明清称为元旦,俗称新年。元旦是一年之首,作为岁首它在年度生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明清岁首民俗也极为丰富。我们以北京、苏州为例,兼及其他地方,分别介绍南北岁首习俗。北京是首都,习俗具有代表性,因为在地域上处于北方,生活习惯上具有北方特色;苏州在长江三角洲,是明清最富庶的地区,人们的生活习俗丰富,代表了南方民众的生活习性。下面我们按新年民俗进程来谈:

迎年。送旧年、迎新年是岁末年初人们生活中的大事,在送走旧年的同时,人们积极地为迎新年做准备,清扫房屋,置办年货,在门上贴对联、门神像等。大年除夕全家团聚守岁迎岁。午夜交子时,或五更时,明清有迎接新年的习俗。

明朝人在五更时起,焚香,燃放爆竹,开门迎年。北京皇城宫内人将门杠向院内地上抛掷三次,称为“跌千金”。然后饮椒柏酒,吃扁食(刘若愚《酌中志》卷20)。扁食即后来的饺子,这种饺子是应时食品,清代北京人称为“饽饽”,后世称为更岁“饺子”,谐音更岁“交子”,在新年到来的子时食用,有着庆贺与祝福的意义。有的饺子内包着一二枚银钱,吃到这样的饺子就表示得到吉兆,此人新年大吉。明朝北京人也有不吃扁食而吃年糕的。明朝年糕已经是新年的时令佳品,早上起来盥洗完毕后,就要吃黍糕,曰“年年糕”,谐音“年年高”。明朝北京元旦食品还有不少,如有百事大吉盒儿,里面装的是柿饼、荔枝、龙眼、栗子、熟枣等,还有驴头肉,用小盒包装,称为“嚼鬼”(《酌中志》卷20)。明朝北京人在元旦守岁时,还有许多禁忌,忌讳睡着打喷嚏,如果打喷嚏,要赶紧起身,否则会给人带来疾病。屋外如果有人喊你的名字,不能答应,因为那是鬼在作怪(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2)。

明代苏州除夕夜守岁,到子夜时分,要祭祀瘟神,换门神、桃符,更春帖,并在道路上以白灰画弓箭射祟。元日,饮屠苏酒,作生菜、春盘、节糕(嘉靖《姑苏志》)。

清朝北京元旦迎新食俗更丰富多样,在清朝中期,伴随着朝野上下如击浪轰雷般的迎新爆竹,是卖瓜子的叫卖声、卖江米白酒击冰盏声、卖合菜细粉声,悦耳美妙。人们献椒盘,饫蒸糕,呷粉羹,出门“迎喜”(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到晚清时,吃饽饽成为迎年的第一食品,“是日,无论贫富贵贱,皆以白面作角食之,谓之煮饽饽,举国皆然,无不同也”(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

清代苏州称元旦为岁朝,家家户户在堂屋中悬挂祖宗神像,陈设几案,燃香点蜡,“以祈一岁之安”。天明时,开门放三声炮仗,说是驱赶疾疫鬼邪,称为“开门爆仗”。男子出门必迎喜神方位而行,妇女头饰松虎、彩胜。男女都要穿上新衣,鞋子一定要干净,打扮光鲜。相见则举百果相互馈赠,各人都道吉利的祝福语,称为“开口果子”。元旦忌讳扫地、乞火、汲水,禁止动针剪,禁倾倒秽物,忌讳吃粥或以汤茶淘饭(顾禄《清嘉录》卷1)。



贺年拜年。清晨迎来新年后,接着是贺年、拜年。顺序是先家内,后家外。明代北京元日拜年盛行朝野上下,“京师元日后,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谓之拜年”(陆容《菽园杂记》卷5)。明代京城拜年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见面跪拜,如果人们在路上见到亲友也会下车,在路中叩头拜年。明北京宛平人,晨起由家长率家人奴仆,拜天地、祖先,给上辈祝寿,然后互拜。并用三牲熟食祭祀,纸钱供于祖先牌位前。然后打扮出门给亲戚朋友拜年。人们用乌金纸作飞鹅、蝴蝶、蚂蚱之形状,大如掌,小如钱,呼曰闹嚷嚷。男女老幼各戴一枝于首中,富贵者有插满头的(沈榜《宛署杂记》卷17,民风一)。这是古代戴胜习俗的沿袭。士庶人等向亲友拜年,多是实心实意。另一种拜年是一种虚套的礼仪形式,明朝中期京师有所谓“望门投帖”之俗,一些朝官之间的往来,讲求礼仪形式,如东西长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问识与不识,望门投帖;有不下马,或不至其门,令人送门帖者(《菽园杂记》卷5)。

岁首朝贺,始于汉朝,明朝亦重视元旦朝贺之仪,不仅京官要早朝朝贺,地方官也要拜贺,杭州“正月朔日,官府望阙遥贺,礼毕,即盛服诣衙门,往来交庆”(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20,熙朝乐事)。明代杭州特别重视元旦,“今海内士庶咸重岁首,而庆拜往还,举酒相祝,惟吾杭最盛”。当时有谚曰:“老子回头,不觉重添一岁;孩童拍手,喜得又遇新年。”(张瀚《松窗梦语》卷7,时序纪)可见民间年节老少欢娱情景。有一首小词道尽明代杭州民间元旦风俗:“接得灶神天未晓,爆仗喧喧,催要开门早。新褙钟馗先挂了,大红春帖销金好。炉烧苍术香缭绕。黄纸神牌,上写天尊号。烧得纸灰都不扫,斜日半街人醉倒。”(郎瑛《七修类稿》卷30,诗文类,除夕元旦词,引沈明德元旦《蝶恋花》词)

清朝中期,北京人贺年、拜年之俗,沿袭明朝。清晨,士民之家,着新衣冠,肃佩带,祭神祀祖,焚烧纸钱,阖家团拜后,出门拜年贺节。有“具柬贺节”,有登门揖拜,即使路上亲友相遇,也要下车长揖,口颂“新禧纳福”。北京拜年贺节的节日食品十分讲究:有“镂花绘果为茶,十锦火锅供馔。汤点则鹅油方补,猪肉馒首,江米糕,黄黍饦;酒肴则腌鸡腊肉,糟鹜风鱼,野鸡爪,鹿兔脯;果品则松榛莲庆,桃杏瓜仁,栗枣枝圆,楂糕耿饼,青枝葡萄,白子岗榴,秋波梨,萍婆果,狮柑凤桔,橙片杨梅。杂以海错山珍,家肴市点”。即使不是近亲密友,也要举酒三杯。当时俗话说:“新正拜节,走千家,不如坐一家。”(《帝京岁时纪胜》)晚清“接神之后,自王公以及百官,均入朝朝贺”。然后,百官走谒亲友,谓之“道新喜”。亲者登堂,疏者投刺,道路人员往来交错,真有车如流水马如游龙之盛(《燕京岁时记》)。

清代苏州贺年、拜年习俗,《清嘉录》记载甚详。放过开门炮,就是拜年。男女按辈份给家长拜年之后,由长者率家人晚辈出门拜谒邻居亲友,也有的指派子弟代家长前往庆贺,谓之拜年。就是终年没有往来的,这时也互相往拜于门。人家在门首设一记事簿,专记拜年客姓名,这种记事本,号为“门簿”。当时还有“飞帖”拜年的习俗,家长大多并不登门拜年,而是让仆人将拜年红帖送到亲戚朋友家,回拜的人同样遣仆人送帖,这种往来送帖拜年的习俗,称为“飞帖”。人们为了接帖方便,新年时就在门上粘一个红纸袋,写上“接福”二字,或者称为“代僮”。送帖拜年的习俗,据说在宋代江南就有了。拜年帖,在清初用古简。康熙中,则换成红单,只书某人拜贺。《文待诏集》有《拜年》诗云:“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顾禄《清嘉录》卷1)拜年的时间一般不得过初十,过了初十,就有慢待的意思。丧家拜年要迟五天开始,否则就是不知礼。

烧门神纸与接财神

正月初三小年朝。正月初一到初三是一个年节的时间段落,明朝北京的男男女女这几天要到白塔寺绕塔,求好运。清代苏州称初三为“小年朝”,这一天如同元日,也不扫地、不乞火、不汲水。吴俗在这天早晨祭祀家堂神,晚上接灶神。民间这天有一个祈蚕事丰收的习俗,买簸箕四枚,悬于四壁,说是可以“田蚕倍收”(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卷1)。湖北等地民俗与苏州不大相同,初一、初二都不能扫地,不能泼水,至初三日,在大门外点燃香烛,将屋檐所插的松柏枝与门神纸等一起烧掉,称为“烧门神纸”,也称为“送年”(乾隆《荆门州志》)。

正月初五破五、送穷、接财神。正月初五在明朝尚未作为重要的时间点,根据明人文集与地方志,一般没有说到初五,只在福建有初五“得宝”之说。“闽中俗不除粪土,至初五日,辇至野地,取石而返,云‘得宝’”(谢肇淛《五杂俎》卷2)。清朝中期以后,初五逐渐得到重视。在北京,初五之内不得以生米做饭,妇女不得出门,至初六妇女才可以往来祝贺。初五称为“破五”。正月初五在清代还是送穷日,山西解州“正月五日,缚纸妇人,寅夜出之街衢,曰‘送穷’”(康熙《解州志》)。在山西翼城将穷视为鬼,人们“破五”早上起来,取少许炉灰放在筐里,剪五个纸人,送至门外,焚香、放花炮,称为“掐五鬼”。这天,必以刀切面,煮而食之,名为“切五鬼”。妇女竟日不作针线活儿,担心刺了五鬼眼(光绪《翼城县志》)。



初五在南方是财神日。清代苏州初五祭祀路头神,说初五是财神五路的诞日。初五这天人们争先早起,敲起金锣,燃响鞭炮,摆上牺牲供品,迎接路头神。谁先接神,谁就得到利市。蔡云《吴歈》云:“五日财源五日求,一年心愿一时酬。提防别处迎神早,隔夜匆匆抢路头。”(《清嘉录》卷1)路头神来源于古代行神,将行神奉作财神大约是清朝江南人的创造。江南城市商业发达,商品货物的往来流通无不倚重交通,物畅其流,也就财运亨通,所以传统的道路之神,也就变化为主管财运的财神。“五路者,为五祀中之行神,东西南北中耳。求财者祀之,取无往不利也”。在苏州无论贫富贵贱初五都要祭祀财神。这天市井开市贸易(《吴郡岁华纪丽》卷1)。上海,初五接财神,有人挑担上街卖鲜鲤鱼,称为“送元宝鱼”,晚上喧闹喝酒,名曰“财神酒”(同治《上海县志》)。初五,在南北有着不同的习俗表现,无论是送穷,还是祭祀财神,都表达着人们乞求生活富裕的愿望。

人日。正月初七称为人日,这天天气清明,就预示着人丁的兴旺。明清时期人日不大被人重视。

 元宵灯会

正月十五元宵节,汉魏时期形成,唐宋有了明显发展,道教将它视为三元节之首,为上元节,为天官赐福之辰。明清时期成为新年期间与元旦呼应的重要节日。元宵在清代称为“灯节”。元宵张灯习俗大约由汉代祭星与佛教燃灯礼佛仪式融合而成,唐宋时期的元宵灯会繁盛,明清元宵的灯会虽然从规模上不及前朝宏阔,但其张灯时间更长,灯具品类更多,灯会设计更精巧,元宵张灯习俗也更为丰富多采。

元宵灯会,北方以京城为代表。唐宋时期的京城灯会一般三夜、五夜,明朝永乐年间延至十天,京城百官放假十日。正月八日至十八日,在东华门外,形成灯市,卖灯的商贩、买灯的顾客、观灯的游客,络绎不绝,人物齐凑,热闹非凡。明代灯市十六更盛,“天下繁华,咸萃于此。勋戚内眷登楼玩看,了不畏人”(《酌中志》卷20)。妇女身着白绫衫,结伴夜游,名为“走桥”,也称“走百病”,说元宵夜走一走没有腰腿病。人们到各城门偷摸门钉,以祈子嗣,名为“摸门钉儿”。太平鼓彻夜喧闹,有跳百索的,有耍大头和尚的,有猜谜语的,不分男女聚观游乐。民间观灯时间各地不一,一般三夜、五夜、十夜不等。京郊乡村人在十一日至十六日,用秫秆布置灯阵,人们进入稍不小心,就会迷路,称为“黄河九曲灯”。十三日,各家用小盏一百零八枚,夜晚点亮后,遍置井、灶、门、户、砧石之间,称为“散灯”。富裕人家点四晚,穷人点一晚,赤贫者也就不点灯了。明代京城还有放烟火的助兴节目,烟火用生铁粉杂硝、磺、灰等做成,“其名不一,有声者曰响炮。高起者,曰起火。起火中带炮连声者,曰三级浪。不响不起,旋绕地上者,曰地老鼠”。还有砂锅儿、花筒、花盆等名目,总名为“烟火”(《宛署杂记》卷17,民风一)。

明代南方元宵灯会热闹繁华,福建人尤其重视灯会,明人谢肇淛说:“天下上元灯烛之盛,无逾闽中者。”闽方言以灯为丁,每添设一灯,则俗称为“添丁”。有人自十一夜开始燃灯,至十三日晚,则家家灯火,光照如同白昼。“富贵之家,曲房燕寝,无不张设,殆以千计,重门洞开,纵人游玩。市上则每家门首悬灯二架,十家则一彩棚。其灯上自彩珠,下至纸画,鱼龙果树,无所不有。游人士女,车马喧阗,竟夜乃散”。直至二十外,薄暮,市上儿童即连臂喧呼,名为“求饶灯”,大约至二十二夜灯火方息。福建元宵如同京师有十夜灯会。富人家庭的妇女乘轿出行,贫者步行,从数桥上经过,谓之“转三桥”(《五杂俎》卷2)。



杭州为明代元宵灯会繁盛之区,明人张瀚说灯会除京师外,“若民俗最盛于杭”(《松窗梦语》卷7)。杭州正月十五前后张灯五夜,在元宵前,灯市即开,出售各色华灯,其像生人物,则有老子、美人、钟馗捉鬼、月明度妓、刘海戏蟾之属;花草则有栀子、葡萄、杨梅、柿橘之属;禽虫则有鹿、鹤、鱼、虾、走马之属;其奇巧则琉璃球、云母屏、水晶帘万眼罗、玻瓶之属,难以枚举。元宵节时,有灯谜,有祭赛,有社火,有台阁戏剧,滚灯烟火,无论通衢委巷,星布珠悬,皎如白日,喧阗彻旦(《西湖游览志馀》卷20,熙朝乐事)。明人张岱记述龙山放灯的情景:“山无不灯,灯无不席,席无不人,人无不歌唱鼓吹。男女看灯者,一入庙门,头不得顾,踵不得旋,只可随势,潮上潮下,不知去落何所,有听之而已。”(《陶庵梦忆》卷7)

绍兴元宵灯景在明代知名海内,因为这里竹贱、灯贱、烛贱。贱,所以家家都能置灯,贱,所以家家以不能设灯为耻,“故自庄达以至穷檐曲巷,无不灯,无不棚者”。城中妇女多相率步行,往闹处看灯;否则大家小户杂坐门前,吃瓜子糖豆,看往来士女,午夜方散。乡村夫妇,多在白天进城,东穿西走,“钻灯棚”、“走灯桥”,四处看灯。可见当时江南灯会之盛。江南才子唐寅《元宵》一诗,写出了元宵灯月相映之妙:“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绕月下月如银。”

清代的元宵灯市依旧热闹,只是张灯的时间有所减少,一般为五夜,十五日为正灯。北京元宵的灯火以东四牌楼及地安门为最盛,其次工部、兵部,东安门、新街口、西四牌楼“亦稍有可观”。花灯以纱绢、玻璃制作,上绘古今故事,“以资玩赏”。冰灯是清代的特殊灯品,由满人自关外带来。这些冰灯“华而不侈,朴而不俗”,极具观赏性。放烟火是清代北京元宵灯会的项目之一。圆明园宫门内,正月十五按例放烟火盒子,烟火盒子悬在大架上,每盒三层:第一层“天下太平”四大字;二层鸽雀无数群飞,取放生之意;三层小儿四人击秧歌鼓,唱秧歌,唱“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云中驾六龙”一首(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1)。北京烟花品类繁多,有盒子、花盆、烟火杆子、线穿牡丹、水浇莲、金盆落月等,“竞巧争奇”,焰火施放时呈现出一派“银花火树,光彩照人”的艳丽场景(《燕京岁时记》)。

苏州灯在宋代就著称于世,元夕张灯“以苏灯为最”(周密《武林旧事》卷2)。清代灯市货郎出售的各色花灯,“精奇百出”,品类如同明代杭州。“今俗,市上所卖诸灯未改古制,而乡镇别邑,又皆买自郡中,以是元宵前后,喧盛尤昔”。苏州元宵用松枝竹叶在通衢扎棚,白天悬彩,晚上燃灯,阊门之内,“灯彩遍张,不见天日”。除街道张灯结彩外,家户店铺、神祠会馆都燃灯庆祝,平民人家在中堂点燃两根大蜡烛,安排宴席,互相观赏。当时“华灯万盏,谓之灯宴”。游人以看灯为名,结伴闲游,通宵不绝。

清代苏州除灯火色彩的繁华外,还有“闹元宵”的节俗,“元宵前后,比户以锣鼓铙钹,敲击成文,谓之闹元宵,有跑马、雨夹雪、七五三、跳财神、下西风诸名。或三五成群,各执一器,儿童围绕以行,且行且击,满街鼎沸,俗呼走马锣鼓”(《清嘉录》卷1)。小戏表演是元宵节节俗项目,北方乡村耍社火、唱秧歌、打太平鼓,南方乡村演花鼓戏、唱采茶调。清代湖北黄安正月十五前后舞烛龙,俗以此“压灾驱疫”。还有采茶灯,以十二个童男扮女妆,各人带灯一具,称为“茶娘”,唱采茶调,每月一曲,每曲以“采茶”二字起兴。城乡妇女十五结伴同游,称为“荡元宵”(道光《黄安县志》)。

猜灯谜是苏州元宵节俗之一,人们将谜语粘贴在灯上,“任人商揣,谓之打灯谜”。猜中者可获得巾扇、香囊、果品、食物等奖品。城中悬灯谜之处,常常是人群集中之地,“连肩挨背,夜夜汗漫”,时人有诗为证:“一灯如豆挂门旁,草野能随艺苑忙。欲问还疑终缱绻,有何名利费思量。”(《清嘉录》卷1)

吃元宵。元宵是一种节令食品,明清正月十五吃元宵成为时尚。明朝京城在初九之后,就开始吃元宵,元宵用糯米细粉制成,圆形,内包核桃仁、白糖为馅,大如核桃。江南称为“汤团”(刘若愚《酌中志》卷20)。清代苏州人称为圆子,杭州人称为“上灯圆子”。在祭祀祖先之后,家人老乡一起享用圆子,取其团圆的意义。

灯会求子,也是明清时期常有的习俗。如前述明代福建的添灯(丁)之俗,北京的摸门钉祈子俗等;清代广东北流,一般人乞求生子者,要祷于社坛,生子后,在正月初十日献花灯一盏,悬于坛檐,所以只要数数社坛上的灯数,就知道本街区去年添了多少人丁。到十六晚,望子心切的人,偷走社坛上的灯,去照内房,以祈子嗣(杨恩寿《坦园日记》卷4)。在广东海丰元宵夜有“拾灯”之俗,元夕在江上放水灯,人们竞相拾取,得白色灯者为喜得男子之兆;得红灯者为得女之兆。当时有人诗咏其事:“元夕浮灯海水南,红灯女子白灯男。白灯多甚红灯少,拾取繁星满竹篮。”(《广东新语》卷9)

明清时期,新年时节各地有许多的庙会。庙会是岁时节日的补充形态,它与城市民众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明代北京较多的是香会。元旦日,到东岳庙烧香;元旦到初三,男女到白塔寺绕塔;十九日聚集白云观,“耍燕九”。“是日天下伎巧毕集,走马射箭,观者应给不暇”(《宛署杂记》卷17,民风一)。清代北京庙会更多,有大钟寺庙会,从正月初一开始,开庙十日,“游人坌集,士女如云”。白云观庙会最为甚大,每至正月,自初一起,开庙十九日。游人络绎,车马奔腾。十九日这天最盛,称为“会神仙”。厂甸庙会,从正月初一开始,列市半月,儿童玩好,集中在厂甸。东西庙(隆福寺、护国寺)是京城的两大商业集市,从正月起,每逢七、八日开西庙,九、十日开东庙。开庙之日,百货云集,“凡珠玉、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虫鱼以及寻常日用之物,星卜、杂技之流,无所不有”(《燕京岁时记》),是京城有名的商业庙会。江南苏州新年逛庙会成为习惯,“诸丛林各建岁醮,士女游玩琳宫梵宇,或烧香答愿”。其中苏州城中的圆妙观,是游人最集中的地方。观左右门名吉祥、如意,人们穿行二门,以取新年吉兆(《清嘉录》卷1)。

明清新年民俗生动和谐、情趣盎然。“百日之劳,一日之蜡”,新年是休憩的日子,是民众身体与精神放松的机会。丰富多彩的新年民俗展示着民众的生命律动与精神渴求。新年充满欢快,也充满期待。


来源:文史知识微信公众号


作者:萧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师大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民俗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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